“创建学习化社会”正成为各国政府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同时作为崭新的学术问题亦正逐渐为教育学术界所关注。 本文将首先对我国1997年以后所发生的有关学术事件以及学术概念的变化进行概括性的描述，以把握学习化社会研究所走过的历程。在此基础上，将主要以这一时期在我国教育期刊上所发表的有关论文为依据，考察我国在学习化社会研究方面的主要内容，包括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和存在的问题。通过这些分析研究，提出今后我国学习化社会研究的可能前景，为我国在这方面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一个客观而可供参考的平台。 一、中国学习化社会研究的有关学术事件和概念的使用情况 “学习化社会”是二战后在国际上出现的一个新的概念，它首先在罗伯特·赫钦斯1968年的名著《学习化社会》中被提出，并在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经典文献《学会生存》报告中，和终身教育并列被认定为“国际教育委员会特别强调的两个基本观念”。1973年在美国卡耐基高等教育委员会发表的《迈向学习化社会》一书中，出现了构建学习化社会的具体构想。 在我国，特别是进入1970年代后期，国际上一些新的教育理念陆续被引进和传播，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1979年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将《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1]一书翻译成中文出版。《学会生存》的翻译出版，较为详细地向我国研究者展示了学习化社会的美好远景，并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我国从此开始接受学习化社会这个全新的理念。我国教育界在接受国际上“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和“学习化社会”理念的过程中，发生了若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1.若干重大学术事件 (1)1998年首届全国终身学习理论与学习社会形成研讨会。1998年5月26日至28日，在曲阜师范大学召开了首届“全国终身学习理论与学习社会形成研讨会”。这个大会在系统研究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基本理念的同时，重点对在我国建立终身教育体系和构建学习化社会这一重大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特别联系中国实际，从原则、特质、思路、步骤、措施、机制等方面对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学习化社会展开了有益的讨论。[2] (2)2000年终身学习国际研讨会。2000年10月16日－18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2000—终身学习国际研讨会”，这是我国首次举办的关于终身学习的大型国际研讨会。会议对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学习化社会有关的理论政策措施、体系建设、资源整合、教学改革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研讨，在新世纪伊始为中国学习化社会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开端。 (3)2002年第二届亚太继续教育及终身学习会议。作为2000年终身学习国际研讨会的后续，2002年5月21日－23日，第二届亚太继续教育及终身学习会议在香港大学举行，会议更多地从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探讨终身学习和学习化社会的问题，对学习化社会中的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国际合作、网络学习、社区学院等进行了研讨。[3] 2.概念的使用情况 在进入对学习化社会研究主要内容分析之前，我们首先对有关“学习化社会”概念的使用情况进行一个初步的统计和分析。结果表现出，近几年在我国学习化社会研究中存在着术语使用交叉和混杂的问题，主要体现为“学习化社会”、“学习型社会”和“学习社会”三个概念的并存使用问题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Learning Society”译法和本土化理解的不同。我们统计了1997年以来中国教育期刊网(CNKl)中的文献，其中体现过程的“学习化社会”一词使用频率最高，体现目标的“学习型社会”一词的使用也呈增加的趋势，而反映状态的“学习社会”的出现则逐渐减少（见表1）。 表1 2003/9/2在中国期刊网中对文章“标题”含“学习化社会”、“学习型社会”及“学习社会”情况的检索结果（单位：篇）
*：2003年1-5月份 同样，对三个概念的使用进行“关键词”检索结果也表明，学习化社会使用频率最高，其次为学习社会，最后则为学习型社会（见表2）。同时，与学习化社会紧密相随的是“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两个术语的频繁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学习化社会或学习型社会的实现途径和可能性等内在性问题认识的深化。 表2 2003/9/2在中国期刊网中进行的关键词项检索结果(1997-2003)
从以上的统计结果还可以看到，学习化社会研究的重要背景之一是我国教育政策的推动和引导。1999年我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有关“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建立学习化社会”的政策，推动了与终身教育相关的学习化社会的研究。之后，2001年江泽民在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高峰会议上提出21世纪的中国“要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创建学习型社会”以来，“学习型社会”的使用，尤其在政府部门的文件中其频率不断增加。党的十六大报告在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时所强调的“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成为新时期我国教育改革的指南，正有力地引导着当前学习化社会研究的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