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1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465(2003)06-0154-03 随着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诞生，我国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教育方针正式厘定。对于该教育方针究竟怎么看，这些年讨论一直没有中断，但还是有不少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讨论，本文举其要谈四点。 一、关于对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理解问题 “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在20世纪中期形成的全球性概念，先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在战后为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发展本国经济、维护民族独立提出来的口号，尔后逐步演进为各个国家和民族共同为之奋斗的目标，并形成一种全球性的运动，成为当今世界社会变迁的一种宏大主题。如果把20世纪70年代以前以工业化、城市化为特征，以发展工业经济为基础的经典现代化称为第一次现代化，那么这次现代化可以说是人类对大自然的征服；如果把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知识化、智能化、网络化、国际化、多元化为标志，以发展知识经济为基础的新现代化称为第二次现代化，那么这次现代化则应该是人类对大自然的回归。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初即提出要实现工业现代化，后来提出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再后来则提出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现代化”前面加了一个“社会主义”的限定词。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呢？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应该远远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邓小平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也就是要解放和发展被资本主义束缚和阻碍的生产力；江泽民讲，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也是基于社会主义生产力远比资本主义生产力先进的立场而言的。同样，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及与其相统一的生产方式也远比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生产方式成熟，当然，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也应比资本主义现代化更先进。但是中国现实的国情是，生产力不发达，生产关系不成熟，上层建筑不完善，按照小平同志的说法，实际上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它决定了我们所搞的现代化只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代化，因而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也只能是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样提，不仅是增添几个字，更重要的是要将教育工作的方针路线与现阶段党和国家总的方针路线保持一致，从而把邓小平理论贯彻落实到教育领域，使教育工作的性质、地位、目标、方向和任务更明确、更准确、更科学、更具体。或者直接将邓小平所题写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作为教育方针，这样不仅更为简约精当，而且也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和歧解。 二、关于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定位问题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下简称教劳结合），作为我们党的教育方针，可以向前推至1934年中央苏区所提出的文化教育总方针，当时叫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联系。1958年正式定为教育方针。1978年以后，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原理，而仅仅是马克思、恩格斯针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教育状况以及对未来社会的预想而讲的一些语录，不能作为我国的教育方针。但这种声音很是微弱，很快就被当时的主流声音所淹没。因此，1995年公布的教育方针还是保留了这一内容。现在看，这个问题需要重新认识。 如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没有专门的教育论著，他们关于教育的诸多论述包括教劳结合的观点，都是散见于一些经济学和哲学著作之中。但由此而得出结论说，教劳结合仅是他们的一些片言只语，而不是他们的基本思想，未免轻率。现在所能见到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教劳结合的论述，主要摘自《共产党宣言》、《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和《反杜林论》等著作。将这些“语录”联系起来看，显然，它们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既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的一条基本原理，是其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更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它不仅是培养和造就全面发展新人的一种方法和途径，而且也是一种理想和境界，它不仅标刻着人类进步的时代，而且也反映了人类社会本质和内涵衍化的水平，反映了世界发展的潮流和普遍规律。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以及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将在哪里突破时，是根植于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其落后的生产关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进行深入剖析的土壤之上的，他们始终把注意力和着眼点放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恩格斯甚至点出了英、法、美、德四国首先和同时向社会主义过渡，这就是通常人们所熟悉的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第一种方案。同样，他们对未来社会教劳结合的设想也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理论支架上，即以上述欧美国家为考察对象，以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基础，以现代教育和现代生产劳动的本质特点为依托而提出来的。两者思维的出发点是同一的，都是从现代唯物主义的视角提出的一个严肃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命题。而20世纪初叶和中叶，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相继成功，使这两个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国家直接跨越资本主义的“考夫丁峡谷”，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情况虽然在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所提出的东方社会理论也即第二种方案中有所表述，但它仅仅是一种地域性、地缘性的命题，是科学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特例，而不具有普遍性。它与教劳结合理论所赖以产生的大工业生产的现实基础和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不具有同一性。因为两者处于不同的生产力发展阶段，而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形态的更替具有更直接的决定作用，马克思、恩格斯也从来不把生产关系作为衡量社会发展形态及其特征的唯一标尺，他们所指称的未来社会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完美统一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他们对未来社会教劳结合的预想也是针对这种发达的社会形态和特定的考察对象而言的。马克思把这种社会形态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列宁则把马克思所指的第一阶段细分为最初阶段、低级阶段和中级阶段。几十年来，我们对这些科学的论断始终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没有能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既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界限，也混淆了社会主义较低发展阶段和较高发展阶段及其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区别，以致于把教育方针的理论指南当成了教育方针的内容本身，因此，推敲现行教育方针关于教劳结合的提法，恢复其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和我国教育方针理论依据的本来面目和地位是很有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