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我国教学研究中的简单思维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博士研究生;   杨小微,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上海 200062)

原文出处:
课程·教材·教法

内容提要:

思维方式反映了教学研究者认识教学问题的立场与视角,也决定了他们解决教学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方向。我国近代教学研究的百年历史中存在着一种简单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具体表现为教学研究操作化的倾向和重视形式化的教学实践研究。简单思维方式的特征有三点:寻求基本规律的简单思维;多中求一,以一对多的化归思维;完全预设和控制的线性思维。简单思维既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有有限性。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教学规律的涵义,超越简单思维,用复杂性的眼光研究教学活动。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6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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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研究思维方式是研究者看待教学问题,解决教学问题的根本方式。思维方式既反映了教学研究者认识问题的立场与视角,也决定了他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方向,它是制约教学研究水平的“思想之源”。具有不同思维方式的研究者即使采用了相同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结果也可能会大相径庭。研究思维方式对于研究者来说可以起到纲举目张、清理研究思路的效果。有利于研究者整体把握教学研究的走向,从思维层面反思研究的历程与得失,洞悉不同思维方式的优势和弱点,自觉超越自身思维的局限,更新改进思维方式,从根本上推动教学研究的发展。

      一

      回溯我国近代教学研究的百年历史,不难发现有一种简单的思维方式游荡其间。其表象主要有两点:其一,教学研究操作化的倾向;其二,形式化的教学实践研究。

      我国一部近代教学论史以研究教学操作方法和程序为主线。肇始于20世纪初的我国近代教学研究主要是直接引进国外的教学方法。从日本辗转学习赫尔巴特学派的“五段教学法”,由美国舶来杜威的“五步教学法”、克伯屈的“设计教学法”等。与引进相配合的是,国内教学研究掀起编制教授法、教学法教材的热潮。(注:当时较为知名的教授法、教学法教材有朱孔文编的《教授法通论》、蒋维乔编的《教授法讲义》、罗廷光主编的《普通教学法》。老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教学论研究也概莫能外,当时的教学论专著是郭化若编的《教学法》。参见董远骞.中国教学论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29-85。)无怪乎董远骞把解放前的教学论也称为教授法、教学法或普通教学法。[1]当时也主要从操作程序的层面理解方法。如罗廷光认为,方法“是一种确定有组织、有系统的历程。吾人作事倘有一定的程序,便是方法”。[2]他主编的《普通教学法》以三分之二的篇幅,按照“基本活动程序+方法优缺点+注意事项”的模式介绍了各种教学法的操作程序与技术,并给出了实施“样板”。那时的教学研究主要是模仿、搬运国外教学方法的基本程序,并给教师大开“教学处方”。如在《小学经济教学的一百二十二条原则》一文中,研究者为教师开出了有关课堂常规训练、说话艺术、黑板使用、教具使用、发问艺术、批改方法等122条处方。文中所谓的原则其实就是操作方法。俞子夷也曾描述过解放前教学研究重操作的状况。“二三年来试验教育的风气也很盛。试验的,自然要算设计教法的问题顶重大,顶有兴味,推行的地方也顶广,实验的态度和精神也比较的顶好。然而大多数的研究也不外乎‘怎样怎样办’。很少有小学教员提出关于设计教法方面‘何以?’‘为什么?’‘有什么根据?’等问题。杂志里顶受欢迎的是实施报告,演讲时顶注重的是‘怎样办法’,参观人顶要问的是‘什么什么’的方法。”[3]

      改革开放以来,教学研究也主要集中于教法、模式的研究,出现了“泛方法化”的倾向。[4]大到较有影响的目标教学、异步教学、尝试教学法,小到四分教学法、五步程序教学法等。仅《新时期中小学教学方法改革与实验》一书中罗列的就不下30种。有学者对二十年来我国中小学教学实验报告统计分析表明:公开发表的教法研究达197例,占教学实验研究的71.6%。[5]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是,这些教法、模式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聚焦于程序与步骤。从名称上看,许多教法、模式研究表述为“三步、四步、五环节、六环节”。难怪有学者慨叹,“三、四、五、六何其多”。[6]许多研究者还配合“建模结构图”说明操作步骤。一些知名的研究也将其总结概括教学实施步骤、环节。如异步教学被总结为:“提出问题→指示方法→学生学习→明了学情→研讨学习→强化小节”。尝试教学被精炼成:尝试准备→尝试问题→尝试指导→尝试联系→尝试评价→再次尝试。研究者向教师推介的也大多是简明扼要的教学程序。

      教学研究重程序、步骤直接导致了一股形式化风气的形成。某些研究者今天高举“××教育”大旗,明天高呼“××论”的口号。更有甚者,赶时髦,追潮流,求洋气,想大气,玩弄新名词,走马灯式的更换门庭,以显示其“与时俱进”。然而骨子里却依然故我,只换“行头”,不换“脑筋”。也有些研究者将方法、模式与思想剥离开来,贩卖教学程式与步骤,致使许多研究出现“形”似“神”失的状况。以借鉴洛扎诺夫的“暗示教学法”为例,许多实验人员只将暗示教学法作为教学的基本形式,每堂课都力图体现暗示教学法的程序与步骤,结果在实践中受挫,暗示教学变成了“明示教学”“表演式教学”,并导致学生学业成绩下降。[7]再有,新课程提倡合作学习。一些人不立足本国传统研究合作学习的理论内核,把握其精神实质,转变认识学习方式的思维方式,而是一味照搬国外,向教师评介合作学习的操作方法,而所谓的合作学习的基本理念实质是合作学习操作方法集锦。这些导致许多教师以为“任务分割”“四人小组”就是合作学习。正是这种形式化的认识,使得教师没能从观念上、思维方式上认识合作学习,以致为合作而合作、自然合作、无价值的合作、由教师“灌”变为学生之间互相“灌”等问题屡见不鲜。

      二

      近代以来,我国开展的教学研究林林总总,各具特色,然而许多研究在研究思维方式上呈现出类似的简单思维的特征。下文仅从近二十年来我国有影响的教学实践研究项目中剖析思维方式上的共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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