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和公民与自由公民 公民是古代城邦制度的产物。在古希腊时代，城邦作为公民共同体，一直是政治生活的单位。因而在人是城邦成员的意义上说，人是“政治动物”。（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而务印书馆，1996年，第7页。）公民是一个城邦中分享统治权的自由人，亦即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公民即“凡得参加司法事务和治权机构的人们。”（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而务印书馆，1996年，第111页。）他们以追求共同善的道德生活为宗旨，并在参加城邦政治生活中轮番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而务印书馆，1996年，第153-154页。）亚氏的公民概念，强调公民的公共性、政治参与、道德自由和权力相互性等涵义。古希腊的公民身份限于少数成年男性自由民，妇女、奴隶、受契约束缚的农民和外邦人不在公民之列。 诚如厄奈斯特·巴克(E.Barker)所言，“自治社会的自由公民”这一概念，构成了希腊城市国家的核心要素。希腊的公民城邦是以共同的社会观念和伦理观念为基础的联合体；而不只是缺乏共同利益的主人和奴隶的纠合。在城邦中，公民们追求共同的目标，并且在共有共享中构成了国家。（注：［英］厄奈斯特·巴克：《希腊政治理论——柏拉图及其前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页。）显然，古希腊的自由公民与自治城邦相互依存。城邦是一个自由公民的自治共同体，一个自治的公民国家。“民主”的原义为“人民的统治”，亦即公民政治。雅典政制为古希腊民主政体的典范，它是一种由公民大会、民选执政官、议事会和公民法庭所组成的公民自治共同体。 城邦政治是一种建基于公民德性的美德政治。在古希腊思想家看来，相对于东方的野蛮部落和专制帝国，城邦是人类社会最完美的形式。在那里，公民可以通过自由而实现美德生活。城邦不仅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而且是一个伦理共同体。城邦政制不仅是一种公职安排，也是一种道德公民的生活方式。对古希腊人来说，城邦的目的即在于促进公共善行和美德，城邦生活是一种追求公共幸福的高尚的美德生活。（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39、8-9、153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一个城邦不只是同一地区的居留团体，也不只是便利交易的经济团体和维护安全的军事团体。城邦是生活良好的家庭和部族为追求自足而至善的生活结合而成的。一个城邦的终极目的是“优良生活”，而社会生活中的婚姻、氏族、宗教和文化等活动，只是达致优良生活的手段。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充满了斯巴达式的城邦集体主义。在那里，城邦大于个人，它是一个统一和谐的社会有机体。公民作为履行国家职责的自由人，应该具备节制、勇敢、大度、高尚等美德。护卫者是最好的公民，他们经过严格选拔，通过音乐教育、体操训练而陶冶心灵和锻炼体魄，并由公产公妻公育的共产主义体制培育其为国服务的公共精神。在柏氏看来，一个最好的国家，是那种全体公民同甘共苦、休戚与共的共同体。管理得最好的国家，是一个万众一心的国家，它就像一个各部分痛痒相关的生命有机体。（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39、8-9、153页。） 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公民身份意味着对国家的职责和义务。城邦生活注重共同体的公共幸福，祟尚公共的善和集体主义。对于公民来说，公共事务永远优先于私人事务。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倡言整体主义或集体主义，将城邦视为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柏氏强调：“部分为了整体而存在，但整体并不为部分而存在……你是因整体而被创造，而整体的被创造并非为了你。”（注：柏拉图：《理想国》，第197页。）亚氏认为，城邦虽然在发生程序上后于个人与家庭，但其在本性上则先于个人与家庭。就本性而言，整体必然先于部分，犹如人体之全身先于手足。城邦先于个人，就因为个人只是城邦的组成部分。每一个独立的个人都不足以自给其生活，而必须共同结合于城邦才能满足其需要。因而人类生来就有合群的本性。“平等的公正”，是以城邦整体利益和全体公民的共同善业为依据。（注：柏拉图：《法律篇》，转引自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00页。） 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而且前者高于后者。汉娜·阿伦特(H.Arendt)强调，在古代，城邦和公共领域的兴起，可能是以牺牲家庭的私有领域为代价的。家庭领域的生活由人们的生命需要和欲求所驱动，家庭的自然共同体产生于必然，这种必然性支配了家庭中的所有行为。相反，城邦则是自由的领域，拥有家庭生活的必需品只是城邦自由的前提。城邦和家庭的差别在于它只认平等，而家庭则是最不平等的团体。自由意味着既不受制于生活必需品，也不屈从于他人的统治，或者统治他人。在家庭领域，并不存在自由。平等是自由的实质：自由意味着从统治权产生的不平等状态下解放出来，并进入一个既不存在统治、也不存在被统治的领域。（注：［美］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页。）城邦和家庭分别代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前者是自由的领域，后者则是必然的世界。在古代世界，从私人领域到公共领域是一个升华的过程，古代公民每天必须跨越家庭这一狭隘领域而进入政治领域。就城邦中的成员而言，家庭生活只是为了城邦中的公民生活、即亚氏所谓“得体的生活”而存在的。（注：［美］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