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9)01-0005-09 政治无论是表现为各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还是表现为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都特别强调理性的指引。理性是指从理智上控制行为的能力。政治理性则是理性的一般在政治领域的特殊表现。它注重立足实际、讲求效用，是为实用理性；它承认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或者说，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从而能够用谦卑的态度面对世界，用渐进的方式进行变革，是为渐进理性；它主张将一些一时不易弄清、不必弄清或弄清了并无益处甚至反而有害处的问题搁置一边，不肯定、不否定甚至于也不怀疑，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并注重通过实践以获得真知，达成共识，是为实践理性。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具有鲜明的理性特征，并对当代华人政治家的思维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和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为例，由于同为华人和同受中华文化的熏陶，邓小平和李光耀的思维方式都很突出地表现出以儒家理性精神为特征的东方智慧。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这种东方智慧，成就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也促成了新加坡的经济腾飞。比较邓小平、李光耀的思维方式，对于继续改革开放、实现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实用理性：邓小平的“猫论”和李光耀的“行得通论” 所谓实用理性，就是关注实际、讲求效用的理性思维。不同于希腊哲学的抽象思辨和印度哲学的追求解脱，儒家文化的性格特征表现为一种实用理性。李光耀对儒家实用理性有着十分深刻的觉悟与觉察。他说：“儒教并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套实际和理性的原则，目的是维护世俗人生的秩序和进展。”[1]这里，李光耀实际上是将儒家实用理性分解为实际和理性两个方面。一方面，儒家注重实际，它既具有“直到先天未画前”的出世精神，更热心“不离日用常行内”的入世事业；另一方面，儒家富有理性，因为理性是以关注效用为特征，所以，儒家既具有“正其谊(即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的超世情致，更拥有“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何以具四德”、“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三)的经世抱负。将出世与入世、超世与经世统一起来，正是儒家文化的努力方向，也表现出更为深刻的理性精神。 邓小平提出的“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十分典型地体现了实用理性。一方面，“猫论”否定用颜色的黑白判断猫的好坏，实际上就是否定用“面孔”的“左”与否或意识形态的高调与否判断事物的是非，变从原则出发为从实际出发，从而体现了实用理性注重实际的精神。另一方面，“猫论”强调以是否“捉住老鼠”判断猫的好坏，实际上就是以是否带来效用判断政策、制度的对错，变从教条出发为从效用出发，从而体现了实用理性讲求效用的精神。这里，关注实际必然讲求效用，讲求效用即为关注实际，所以，邓小平在想问题、办事情的时候总是不离效用。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假、大、空等弊端，邓小平鲜明提出凡事都要讲求实效，“看效果”，“拿事实来说话”。如就经济建设而言，邓小平认为“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就思想文化教育而言，邓小平提出“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惟一准则”；就共产党人而言，邓小平强调要为群众办实事，“真正干出实绩，来取信于民”。深入分析，邓小平的“猫论”体现了实用理性的如下精神： 第一，“猫论”体现了实用理性用目标决定方式的精神。 这里，“捉住老鼠”是目标，用白猫或是黑猫即用什么猫捉老鼠则是方式。“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用目标决定方式。邓小平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有关论述，就是“猫论”所体现的目标决定方式的实用理性的具体运用。社会主义可以区分为社会主义目标和社会主义方式两方面。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目标应该是实现广大人民的解放与幸福。这既体现了推翻旧政权、建立新国家之后的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也反映了共产党人为自己确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谓社会主义方式，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具体方式。比如，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资源配置方式等，就都属于方式的范畴。从“猫论”所体现的目标决定方式的实用理性看问题，社会主义目标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目标。首先，从逻辑的秩序看，方式的选择从属于目标的确立。只有首先认识和确立社会主义目标，才能随之认识和确立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其次，从历史的进程看，目标的认识与确立，必然要求对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的认识与确立。只要认识和确立了社会主义目标，人们就能够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完善、发展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最后，从客观效果看，方式的正确与否，取决于这一方式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目标的错误，必然导致方式的错误。在错误目标引导下，即使方式得力，其效果也只会南辕北辙。正是立足于“猫论”所体现的目标决定方式的实用理性，一方面，邓小平从目标的角度定义社会主义的本质。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另一方面，邓小平又从目标所定义的本质出发去拓展实现目标的方式：由于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和计划经济不利于实现解放、发展生产力并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邓小平便强调社会主义可以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可以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多种分配方式，并进而便提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著名论断，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第二，“猫论”体现了实用理性以利判断义的精神。 这里，“捉住老鼠”是追求利，猫的好坏则关乎义。“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以利判断义。邓小平以三个是否“有利于”来判断姓“社”、姓“资”的观点，就是“猫论”所体现的以利判断义的实用理性的具体运用。义利之辩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大命题。如果将利理解为个人之私利，那么，义与利可能是对立的；如果将利理解为人民之公利，那么，义与利应该是统一的。换句话说，义就是能够给公众带来利益的东西；反之亦然，只要能给公众带来利益，便是义。根据以上认识，我们可以将社会主义的原则视作义，将人民的利益视作利。社会主义能够而且必须符合人民利益；反之，损害人民利益就必定不是社会主义，就是最大的不义。邓小平将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归结为“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正是以利判断义，以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判断真假社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