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学变革的理路与指向探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振海,中共青岛市委党校,副校长,副院长,教授,法学博士,青岛行政学院。(青岛 266071)

原文出处:
学习与探索

内容提要:

回顾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政治学的发展历程,最重要的是在借鉴历史的基础上,寻求这一学科未来的发展理路与指向。与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需求相呼应,政治学也面临新的拐点:一要关注市场化进展,追寻破解市场发展阻力的良方,向权力阐明真理,为市场清理道路;二要关注法治化进程,探索建立民主、宪政、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三要坚持理性化方向,保持独立的学术立场,客观冷静地进行政治解释与政治阐述;四要倡导科学化,不断更新自己的方法工具,以开放的胸怀对待和接纳来自各方面的知识体系,促进学科的持续发展。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09 年 03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DO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462X(2008)06-0027-05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治领域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变化的内在依据是什么?真正的变化发生在哪些方面?哪些变化是体现本质、具有基础性、对未来具有指向价值的?变革后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地是什么?目前的方位距离我们真正想要的目标还有多远?怎样走才可能是向着目标的增量累加?不同的问题昭示我们:今天的政治发展又面临一个新的拐点,如何扩大改革战果、克服现存流弊、走上成功坦途,是回顾总结这段历史的真正大的问题和意义所在,也是向政治学发出的时代呼唤。

      市场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时期的时代最强音,既是经济学关注的热点命题,也是这一时期政治学无法绕开的基础话题。在一定意义上,市场化并非单纯是政治学服务的对象,而是政治学的根基,市场化诉求成为检验政治理论研究深度的标志。

      如果用一个词来表述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最大、最深刻的变革,那就是“市场化”,这似乎已成为学界的共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作用和反作用理论,在这一时期得到充分的验证。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反映了中国经济变革的主导性线路。围绕市场化,思想领域的创造性探索与实践领域的革命性变革同样精彩。以市场化为方向,从所有制到分配方式,从职能转变到政企关系,从宏观调控到定价机制,从要素发育到资源配置,支撑经济学体系的各个理论支柱的创新让人目不暇接,组成经济体制大厦的基础要素的变化日新月异。完全可以说,距离市场化的远近体现着改革的力度和思想的深度。

      一个值得政治理论界深思的现象是,社会上人们对改革的不满大都集中在政治领域,指向政治体制对经济体制改革所造成的阻碍,换句话说,就是指责政治发展与市场化推进不协调,政治体制改革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担负着为整个社会制定规则、提供服务、创造环境、维护秩序等重大责任。好的政治体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是巨大乃至决定性的,有缺陷的政治体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良影响同样是巨大的、甚至是致命性的。市场化可以在一定的政治体制框架内实现些许进步,但不可能脱离政治体制的约束走得很远,独立到达理想彼岸更是天方夜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与发展的进程说明:经济体制的每一个实质性进步都得益于政治上的支持和政治体制的宽松,政治上的每一次思想解放与制度变迁都反馈为经济领域的巨大能量释放和效益提高,而经济的长足进步更是离不开政治领域创造的条件。

      从市场化角度,政治体制方面遭到的诘难主要在于:基于传统理论教条的政治意识形态阻碍着经济领域的思想突破与能量释放,这在所有制改造、产权配置与国有企业改革、分配方式调整、土地等资本流动以及公平效率关系处理等方面都有体现;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不完善,尤其是执法力度与效率缺乏;反垄断与市场监管的低效率,导致行政垄断、信息操控、内部人控制、内幕交易、市场操纵、要素价格扭曲和大量寻租行为的发生与蔓延;公共权力不肯离开市场,公共部门执拗地进行着对经济领域的干预,转变政府职能说得清、转不动,公共服务说得多、做得少;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不清晰,官府和部门利益逐渐强化,以调控为名对物价等市场活动进行直接干预,权力“搅买卖”的现象时有发生;经济活动主体受利益驱动“结交官府”,“搞掂”官员,寻租基础与规模扩大,腐败蔓延;贫富分化悬殊过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公共财政均等化服务难以落实,社会弱势群体和农民工利益保护乏力;政府信用和社会诚信体系缺失,假冒伪劣产品威胁公众心理、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等等。

      可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已经明确,但市场化的路还很长。其难点在于,这些问题都不是出现在市场和经济活动自身,而是一个处在市场之外且市场力量左右不了的领域。尤其困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的条件和环境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与改革初期同质化利益结构相比,今天中国的利益结构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剧烈调整,很多原来的改革支持者变成改革的阻力和反对者,这些人不少又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改革的“剧中人”,这就使改革的动力严重受损,改革的形势变得空前复杂。而这些带有根本性问题的解决与否和解决程度深浅又是决定市场化改革能否最终成功和“到哪里去”的方向性问题,或者像有学者提醒的那样有滑向“权贵资本主义”或称“官僚资本主义”、“官家资本主义”的穷途[1]。要完成改革开放大业,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问题不解决不行,解决得不彻底不行。加深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寻求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措施,是中国政治学责无旁贷的神圣职责,当今时代政治学的有效作为也恰恰体现于此。处在改革发展拐点的中国社会,需要政治学向权力阐明真理,为市场清理道路,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相协调的动态发展机制,发挥政治在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使政治学不但不被边缘化,而且成为规划设计与推进改革事业的主角。

      法治化作为政治学的核心命题,是政治发展的本源性诉求。与民主化、公开化、公平化等其他政治终极目标相比,法治化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政治领域最值得称道的变革。政治变革的深化既是对法治化的拓展,也是向着其他目标的靠拢。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