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是我国先秦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一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最大的学派。汉武帝时期，儒家由先秦时期在野的诸子之一，逐步登上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宝座。从此之后，儒家学说尤其是儒家政治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就几乎从未中断过，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流，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均有极大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儒学是关注社会政治的学问，是修己安人之学，所以，对儒家政治思想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建国后，由于思想文化领域里“左”倾思潮的日趋严重，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和全民批孔，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政治思想的研究在长时期内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美国学者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甚至以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视为儒家传统业已死亡的标志。但近30年来（从1976年“文革”结束至今），特别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思想文化领域与其他领域一样，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勃勃生机。1978年中国大陆举行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一次儒学讨论会，随后儒学研究开始“解冻”，走出“冷宫”，并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而蓬勃兴盛起来。据统计，仅在20世纪80年代的十年间，中国大陆学者发表研究儒学的文章就超过1000篇，儒学开始“复兴”，对儒家政治思想的研究在这一时期也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反传统”文章增多。针对“文革”时期左倾思潮对儒家政治思想研究的消极影响，学术界在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的方针指引下，对“传统看法”展开了质疑与讨论。这类文章很多，颇有影响的如赵光贤《驳孔子要恢复奴隶制说》一文就提出“现今史学界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说孔子要恢复奴隶制……我却以为有些材料可以说明孔子是反对奴隶制的。从孔子的思想体系来说，孔子的中心思想——仁的学说正是对奴隶制的否定。而建立在以仁为中心的世界观，又是在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儒家思想的基础，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对孔子和儒家的全面否定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不相容的。”此文一反“文革”中对孔子政治思想的全盘否定，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又如施丁《司马迁与董仲舒政治思想相通论》一文针对“学术界某些人往往把司马迁与董仲舒作为一对矛盾，大谈这两人的思想是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斗争，有进步性与反动性的分野”的说法，认为“司马迁与董仲舒政治思想及政治态度，异的不多，同的不少，其思想是相通的。”施丁此观点新颖独特，在学术界颇具影响。又如樊树志《朱熹：作为政治家的评价》一文也是针对“当代中国大多数论者对朱熹作为一个政治家都横加非议，多所责难”，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说：“朱熹一贯反对和议，岂可列入妥协派”，“当权者禁锢朱熹道学与反投降无涉”，“朱熹为政实有可观”，故朱熹作为一个政治家是值得赞许的。还有顾全芳《司马光的政治思想》一文，针对学术界只肯定司马光的史学成就，在政治思想方面却论定他是“守旧派”、“顽固派”的看法，用大量史实来证明“作为政治家，司马光不是帅才而是干才……其政治思想，并不落后于时代，一些方面，还提供了时代所缺少的东西”。呼吁“当代的史学家，应当笔下留情，摘掉司马光的‘守旧’、‘顽固’帽子，还司马光以本来面目”。 （二）研究领域不断拓宽。以前学术界对儒家政治思想的研究面较窄，往往主要集中在儒家重要代表人物的政治思想研究上。而近30年来，除了孔、孟、荀、董仲舒、韩愈、二程、朱熹、康有为、梁启超等重要儒家外，探讨贾谊、司马光、李贽、唐甄、苏轼、黄宗羲、曾国藩、魏源、林则徐等人政治思想的文章开始也出现，且愈来愈多。其中不乏有真知灼见的好文章，除前面提到的施丁《司马迁与董仲舒政治思想相通论》、顾全芳《司马光的政治思想》外，还有张岱年《黄梨洲与中国古代的民主思想》，在这篇佳作中，张岱年认为：“中国自殷商以来没有民主制度，但在学术史、思想史上也还是有民主思想的，在中国思想史上，讲民主讲的有典型意义的，要算是黄梨洲了”，并从黄梨洲民主思想的渊源、民主思想的特点及中西民主思想的比较三个方面来具体阐述其民主思想，呼吁我们“要发扬其民主观念，健全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易孟醇《曾国藩的礼治思想》认为，“礼治”乃曾国藩政治思想的核心，以“礼”为根本，以“刑”为手段，以“诚”为途径，以“恕”为条件，是曾国藩“礼治”思想的全部内涵和特点。马育良则在《汉初政治与贾谊的礼治思想》一文中对贾谊的礼治政治思想作了系统而详实的论述。而对于现代新儒家——梁漱溟、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等人政治思想的探讨则更成为这一时期关于儒家政治思想研究中最亮丽的一点。如解见伟《张君劢的新儒家政治哲学》一文就很有代表性。他认为：张君劢“一生兴趣，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海外学人也肯定他‘以儒家精神落实于宪法上而有功’，他的以儒家人文主义与‘德性的理性主义’为两大支点的新儒家政治哲学，是中国现代民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成果，至今仍有启发意义”。再如陈少明《徐复观：政治儒学的重建》一文指出：在传统社会解体后，儒学原有的社会、政治功能被一再削弱，徐复观作为当代新儒家的一员，矢志负起重建现代政治儒学的重任。他的重建有其重要特点：“强化儒家思想的批判功能，在与专制政治势不两立的鲜明态度下，彰显儒学为现代政治发展张目的经世意义”。另外，从1992～1996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的《国学大师丛刊》中也有专门对梁漱溟、熊十力、贺麟、钱穆、冯友兰、张君劢等人的评传，在相关章节对他们的政治思想有比较客观、中肯的剖析和评价。 （三）研究深度不断加大。这一时期知识界之学人大多都能用唯物辩证的观点对儒家的政治思想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而且还能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深入探讨了形成这些思想的原因、与西方民主思想的区别及对当代社会的指导意义。如王好立在《从戊戌到辛亥梁启超的民主政治思想》一文中说：“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可以析解为三大要素：民族主义、民主主义、进步主义，这三大要素的相互关系及其内在结构的变化，使他的政治思想呈现出不同的面目，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爱国主义的主题始终是鲜明的。民族、民主、进步三大要素，围绕爱国主义的主题，客观上构成了结合松散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体系”。又如罗耀九、郑剑顺《林则徐与龚、魏政治思想之比较》一文指出：“改革内政、振兴国力、抵御外侮”是林则徐、龚自珍和魏源政治思想之共性，接着又指出：“林、龚、魏虽同为地主阶级改革派，同为改良维新思潮之先驱，然而，他们的政治思想仍然各有自己的特性，同中有异。林则徐基本上是个实干家，龚自珍开风气之先，而魏源思想则富于历史性指导意义”。再如路德斌《面对君权：儒家的思考、理想及其困境——试论儒家政治观念之根本误区和盲点》一文，就儒家政治观念之根本误区和盲点即“避免君主滥用权力从而促成君主专制制度的瓦解”这一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观点新颖，视角独特，发人深省。汤一介《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1993年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中的一些观点，如“儒家思想是将来引起政治上的冲突和战争的因素”及“西方中心论”等作了全面的批驳，认为“我们应在全球意识下来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以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各个国家与民族的共同发展”。牟钟鉴《国际政治需要儒学》一文，从分析20世纪90年代科索沃战争爆发之原因，引发对当前国际政治之思考。认为当今社会更应大力提倡孔子“和而不同”的政治主张，指出：“国际政治需要儒学，世界政治家需要孔子的智慧。我们应当把儒家仁爱通和之学推向全世界，让孔子的思想成为人类和平与发展道路上一面鲜艳的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