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期，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逐渐成为一个研究热点，这既可以从已发表的为数不少的研究文献得到证明，也可以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获得较为强烈的社会反响获得佐证。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在方法上的确当性还是一个需要认真清理的问题，这类研究还必须经受方法论上的检验，否则研究的有效性就难以保证。 一、方法的孱弱 20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但是，从梁启超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到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关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思想内容，就一直被糅合进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加以处理。到1949年前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这一提法的正当性还不为学界所承认。后来的泛政治化思维就更是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纳入封建主义的范畴，对之进行简单的否定，而缺乏起码的理论分析逻辑和历史清理的严谨理性。 近20多年，有三重机缘推动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 其一，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热潮中，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顺带地成为这一研究热潮中的构成部分。在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生活的相关反思中，中国传统政治体系再一次成为“现代”政治体系的对照物，相应成为被批判和抛弃的对象。“走出中世纪”的呼号大体上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中国传统政治诸方面的历史积淀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为后来理性的思考提供了条件。 其二，在同一时期流行的现代新儒家思潮及其研究活动，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理性分析奠定了基础。相对于以往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而言，对于新儒家思潮的关注，驱使人们重新检讨过去那种面对传统文化仅只是批判的不确当姿态，并在此基础上带着“同情”与“敬意”进行传统文化的研究和现代解释。无疑，这推动人们去慎重检讨传统政治文化遗产及其现代价值问题。 其三，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已经走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当口。这驱动了政治理论的研究活动，也使得政治理论走到了理论活动的前沿舞台。其间，先起的西方现代政治哲学著作的出版热，以及后起的西方古典政治哲学著作出版热（注：前者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宪政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方现代思想丛书”；后者如上海三联书店近期出版的有关斯特劳斯、施密特的著作。），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提供了理论资源。现实的推动与理论的筹备，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产生了积极作用。 但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并不因为这些机缘本身就具备了自己研究的正当性保证。方法上的缺乏自觉，仍然是制约这类研究水平提升的最重要因素。研究者要么还是沿循梁启超的那种描述思路，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拉开为一条历史演进的线索；要不就是沿循萧公权的那种在中西简单的比较中刻画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风貌的方法道路，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混合起来处理。究竟什么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者还缺乏对于研究对象对应于“中国”的“空间”、对应于“传统”的“时间”、对应于“政治哲学”的“事件”的三维方法审度。以这种研究的“空间”感而言，在目前的大多数研究成果中，人们很难认定自己把握住了“中国”的政治哲学。因为多数研究是在自觉或不自觉的西方框架中勾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图景的。同时，以这种研究的“时间”感来讲，人们也难以通过研究者提供的成果认知“传统”中国政治哲学的面貌，因为现代化的解读已经将传统几乎遮蔽了。最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哲学”的学科界限，在这类研究中往往不具有学科的严格性，它与政治思想、政治学说、政治观念，乃至于政治制度设计、常识层次的政治生活规则等的边际界限都比较含混。政治哲学与政治社会学、政治法学、政治制度研究、政治心理学、政治文化或政治人类学等现代学科的边际界限，也没有得到有效的划定。这一领域研究之方法的孱弱是显而易见的。 二、四种取向 不可否认，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具有启发性。在笔者的可及视野中，近期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成果，在方法上具有启发性的著作就有不少。根据对这些研究成果的分析，目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方法取向大致可以分为四类，而这四类研究方法又引申出四种研究导向。 1.知识构成的描述，与这种研究方法相伴随的研究导向是对政治思想史基本问题的概括 就这种研究的地位而言，可以说它目前居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主流。近期的代表作是周桂钿主编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1]该书的具体内容基本上是对传统中国思想的社会政治内容的归纳。论述的大致结构是——以天命论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的精神支柱，以经学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的指导思想，以大一统论刻画中国传统政治的格局，以纲常论凸显中国传统政治的纽带，将民本论视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基石，以德治论概括中国传统政治的特色，以常变论为中国传统政治改革的理论依据。这些内容，可以说都是以前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反复论述过的问题。出于作者用心的是这样的编排方式所具有的理论意图。绪论陈述作者研究的方法，作者从“哲学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出发进行讨论，以回答“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有什么样的哲学”这两个问题作为论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切入点；进而以“儒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干”为思想史内容结构的基本断定，引发出对于本书具有设论般意义的论断——“政治哲学是儒学的中心”。为了证得这一设论，作者一方面断定以往那种认为儒学是伦理学的意见不能成立，另一方面指出从原儒到宋儒再到新儒，都是政治哲学。在回答何以中国传统哲学是政治哲学时，作者认为，那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哲学家都以救世济民为目的，为政治服务的理论意图决定了这类理论活动的性质。而且，它恰好可以显现出与西方思辨哲学相区别的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以政治哲学为特色的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心，就是具有相当的现代价值的“民本论”。全书围绕这些设论，将古代中国政治思想家与政治家关乎政治问题的论述集纳起来，并将这些论述统称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