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的中文译本问世，基于两个理由，我们应该重视与推介。第一，这是一本极为出众的著作，问题意识精准明晰，论证结构紧密犀利，也涵盖了丰富又扎实的内容，对当代政治哲学的全局发展提供了准确深入的介绍，值得一切对政治和哲学思考有兴趣的人细读。第二，政治哲学本身的发展，关系到政治究竟能不能成为一种有理性可言的活动，值得社会上具有实践意识的公民们积极涉猎，本书堪称是他们最得力的入门津梁。 一、政治哲学的兴衰 在今天，读者会对政治哲学这个学术领域感到兴趣，不能说是意外。这个时代，政治势力所掌握的动员能力和资源，以及支配社会各个领域、各种活动的压倒性优势，堪称睥睨古今，或许只有当年兴建金字塔的政教权威稍能望其项背。可是今天的政治权威，在一个致命的方面，又享受不到旧日政教权威的安逸：它已经无法藉助一套具有绝对威信的宇宙渺价值观君临整个社会，巩固自己的正当性。这种情况之下，一方面，政治权力的需索与控制无所不在，即使无意过问政治的人也无所逋逃，另一方面，政治权威的正当性所仰仗的原则与价值观却又捉襟见肘，不仅无法获得普遍的认同，甚至于必须不时面对诘疑与挑战。既然政治已经成为众人的身边事，而政治体制的正当性根据又众说纷纭，那么大家会开始注意政治哲学，希望透过哲学的探讨，找到妥当的政治原则与政治价值，母乃是很自然、正常的事。 这个情况，充分反映在学术浪潮的起伏演变上。在当前学术界，政治哲学是一个相当活跃的学术领域，西方世界固然如此，在台湾乃至于中国大陆，它也开始有所发展和成长。本书作者在书中“第二版序”里，惊叹英语政治哲学界新创期刊的蓬勃景象，可以为一佐证。即使在台湾，近年也正有学者与民间出版机构合作，开中文世界之先河（注：1996年在北京创办的《公共论丛》，至今已经出版七集。它的宗旨看来也是一份政治哲学刊物，不过由于它以专题丛刊的形式出刊，在技术意义上不便算作期刊。），自行创办了《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这份学术期刊，足以窥见这个学门的生气。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在1950、1960年代，政治哲学在西方曾经途穷路尽，甚至有人担心它业已死亡。而在中文世界，“政治哲学”原本是无声无息、乏人问津的一个学门；它成为研究主题、进入大学课堂、甚至借着著作或者翻译的形式进入书市，也不过是近十年才发生的新鲜事。 众所周知，政治哲学在西方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盛名固不待言，单就近代而论，十七世纪的霍布斯、洛克，十八世纪的卢梭、康德，十九世纪的黑格尔、马克思、约翰·密尔，都曾经撰述经典著作，共同界定了西方政治哲学的基本面貌，进而引导、影响西方（以及东方）历史的进程与方向。可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叶，这个曾经有过如此显赫成就的领域，一时却显得虚脱羸弱无精打采，原因何在呢？ 化繁为简地说，二十世纪的政治社会生活里，有两个特有趋势，对政治哲学的萧条要负一些责任。第一方面，意识形态在二十世纪国家化、政权化之后，在极权国家成为官方教条、在民主社会成为垄断性的舆论主流、甚至成为热战冷战的焦点，支配力量和僵化效果均为前所未见。思想一元化的趋势一旦成形，针对政治原则和政治价值要作批判与评比，也就不再可能，政治哲学当然无所施展。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的声望与势力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快速膨胀，逐渐构成公私领域“治术”的一环，于是循因果、结构与功能角度（甚至以统计的相关为已足）说明社会政治现象蔚为风气，取代了规范性与评价性的取径。进一步，从社会科学的“科学主义”角度来看，由于评价之举似乎总是陷身在主观、相对的泥招中，而科学则可以得到客观、确定的结论，甚至产生明确的政策以资治理社会（委婉的说法谓之“服务社会”），那么关于制度安排、政策选择的思考与决定，当然也不容政治哲学置喙。 论者有谓，一直要到1971年罗尔斯《正义论》(1971/1999)一书出版，二十世纪西方才产生了一本足以与上述思想家并列的经典著作；在本书中，作者也视罗尔斯这卷巨著为当代政治哲学一切争论的原点(ground zero)。表面看来或许属于巧合，但是1970年代初期，正好也是西方社会开始检讨冷战局面、批判既有学术格局与社经文化体制的高潮。闸门一旦打开，老旧意识形态的僵峙逐渐松动、各种社会议题逐渐暴露、弱势群体开始发出声音，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一反先前弥漫的同质化与自满姿态，进入了一个以质疑、对抗、解放为主调的多元时代。罗尔斯的著作能够赢得规模惊人的回响与瞩目，就时代精神而言，应该不是偶然。 在台湾，政治哲学能够萌芽，也受惠于类似的历史转折。在党国主宰社会的年代，台湾虽然有一些零星的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不过并没有所谓的政治哲学探讨。异议的声音诚然依稀可闻，但是要对政治原则与价值进行批判性的反省，就那种封闭的环境来说，显然太过奢侈。一直要到1990年代，到了解严之后，台湾社会面临政局的动荡、体制的紊乱、权力斗争的激烈、尤其是族群与身分的挣扎撕斗，在一片喧嚣声中，政治哲学才开始有存身的可能。可以想象，随着政治经验的累积，随着政治课题从简单粗暴的敌我斗争，被迫转向复杂细致的合作共存，台湾社会对于政治的理解和期待，必须相应地有所调整。这个局面里，政治哲学将不得不承担更积极的角色。 如果是这样，我们对政治哲学的思考角度和论证途径，就需要有更深入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