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新人类文学”（注：“新人类文学”，也有人称其为“新新人类文学”、“新都市文学”。）的称谓大家已不再陌生，它的出现给日趋多元化的90年代文学增添了另类情调。许多人对它不屑一顾，大加贬斥。但无论承认与否，“新人类文学”代表着一个新的文学样式。中国的这股“新人类文学”潮流是在多元文化交相“混杂”背景下产生的“青年文化”，她们的作品更加具有商业化的特征。 最早提出“青年文化”的是美国社会学家T.帕森斯，丹尼尔·贝尔等人称其为“反文化”，“60年代生成了一种新型文化。可以称为幻觉文化(psychedelic culture)，或者照它的倡导者的主张，叫‘反文化’。”（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121页。）倡导者是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海沃德分校西奥多·罗斯扎克，他第一次将60年代发生在美国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的青年人抗议运动冠名为“反文化(counter culture)”（注：西奥多·罗斯扎克：《反文化的形成》(Theodore Roszak,The Making Of a Counter-Culture),Garden City,New York,1969，第12页。），“反抗以技术革命为主体的工业化社会。”“反文化”特指美国60年代以艾伦·金斯堡、杰克·凯鲁阿克领导的一切青年反叛运动，既包括校园民主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黑人权利斗争、反战和平运动，也包括摇滚乐、性解放、吸毒、嬉皮文化等方面的文化“革命”。所以凯尔纳和斯蒂文合著的《后现代理论》里说“60年代是通俗艺术、电影文化、即兴剧(happening)、多媒体声光节目(multi-medialightshows)、摇滚音乐和其他新文化形式的时代。”（注：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3页。） 贝尔是美国的“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他并不赞同60年代这种激烈的“文化情绪”。在他看来“60年代我们看到的反文化‘新’现象，其名称本身就是一种欺骗。以往所谓‘反抗文化’(adversary culture)注重运用想像，将执拗抗拒意识和混杂材料加工成超越时代意义的作品。这类文化过去存在过。可60年代反文化是一场孩子们发动的十字军远征。其目的无非是要打破幻想与现实的界线，在解放的旗帜下发泄自己生命的冲动。”（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37页。）贝尔认为与其说摇滚异类的原意是“反文化”，不如称它作“假文化(counter feitculture)”（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37页。）。 但贝尔从美国60年代的文化情绪中看到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矛盾，并且他意识到这种文化情绪表明了“现代主义”已经走向它的反面，后现代主义时代随之而来，资本主义从此进入了“后工业社会”。70年代英国伯明翰研究中心集体撰写了一部著作叫《仪式抵抗》。对英国工人阶级青少年的亚文化给予了广泛的关注。研究者认为，青少年中流行的亚文化构成了对体现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英国主流文化的一种象征形式的反抗。S.霍尔指出，尽管这种离经叛道的亚文化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但他仍把他概括为“对一种前革命的社会、政治和组织问题的后革命的文化反应”（注：转引自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3页。），迪斯科夜总会、性关系、长发少年、披头士摇滚队一度构成美国60年代的文化景观。青年们就是通过各种特殊的异类打扮和行动比如摇滚乐、吸毒、群居、流浪、嬉皮士来招徕人们的目光，从而确立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样式——“大众文化”。中国的“新人类文学”显然深受美国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影响，她们最崇拜的是金斯堡以及威廉·伯罗斯这些“垮掉的一代”人的怪异行径。“我们是一对著名的恋人，我那对于美国60年代文化的古怪激情，赛宁是最欣赏和最支持的一个。”（棉棉《每个孩子都有糖吃》），棉棉、海男、卫慧等人的作品将金斯堡、杜拉斯、米兰·昆德拉、亨利·米勒、乔尼·米切尔的言语封为经典，同样酒吧、摇滚、毒品、同性恋这些西方青年的文化剧场构成了他们的“世界景观”，似乎世界就只剩下这些。当然“新人类文化”和60年代“反文化”又有不同，它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地域语境、有一个新的时代背景。 90年代后，中国的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以异常的速度进行着，60年代就在西方出现的“后现代情境”在中国迅速扩张开来。密集的建筑、大量流动人口、高速公路摧毁了人们对传统的世界看法，动摇了人们固有的伦理观念和理性思维，一个工业化世界的雏形出现。正如马克思的名言所说的那样，一切固有的观念和关系都不复存在。社会变化带来了文化的“新情绪”，处于边缘的“青年亚文化”迅速渗透到日常生活里，并和商品和广告结合，成为流行时尚，詹姆逊说：“后现代主义文化已经是无所不包了。文化和工业生产以及商品已经是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如电影工业以及大批生产的录音带录像带等等，在19世纪，文化还被理解为只是听听高雅的音乐、欣赏绘画或看歌剧，文化依然是一种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而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消费品。”（注：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大出版社，1986年，第147-148页。）詹姆逊所说的“扩张”现象在90年代“新人类文学”中十分普遍，文学和其他样式的文化以及商业行为更加融合，摇滚、酒吧、同性恋这些边缘话语进入了文学的天空，文学同服饰、饮食一样具有了时尚意义。卫慧在一本小说集封面特地用了“制造”的词语，以表明文学和商业消费的关系，卫慧还借用小说的叙述者表达了她的商业化意图，“理想的作品应该是兼具深度的思想内涵，畅销的性感外衣”。（《上海宝贝》），文学家不再具有神圣光环，他们是工业社会的商品，和时装模特、磁带、MTV没有什么区别，所以“美女作家”的作品比男性作家的作品更容易畅销，《作家》、《芙蓉》等文学期刊都像推出新产品一样，推出了“美女作家群”的玉照，以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和窥视的欲望。这里，卫慧给人们一个不同的文学概念，反抗传统的意识十分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