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接受与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

作 者:
曾军 

作者简介:
曾军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报》社、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博士后

原文出处:
人文杂志

内容提要:

巴赫金接受与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巴赫金在中国的接受首先是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的形象被意外地引入的;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翻译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对中国的陀氏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之成为陀氏研究绕不开的问题,陀氏研究者对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采取了“延续性接受”的方式。不仅如此,巴赫金的接受以及其对中国陀氏研究的影响也对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论话语走出“别、车、杜”产生了潜在性的影响。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3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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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3)04-0103-08

      一、意外的收获:巴赫金首先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的引收入

      对于中国人来说,巴赫金的名字最初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紧密相联的。在中国的巴赫金接受史中,巴赫金首先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家中渐渐脱颖而出,最后取得独立地位的。

      1981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围绕着这一契机,国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介绍研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高潮。《苏联文学》该年推出纪念专辑,翻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几部小说,发表了几篇国内学者对陀氏的评论,在其他报刊杂志上,也不失时机地推出了一些评介性的文章。巴赫金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登陆中国的。在这些评介文章中,有两篇涉及到了巴赫金。稍早一点的是夏仲翼发表在《苏联文学》1981年1期上的《窥探心灵奥秘的艺术(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创作散论)》,这篇文章正文中并没有出现巴赫金,但在论述陀氏窥探人的心灵的艺术远远超过西欧心里小说的成就时,夏仲翼对巴赫金所提出的“复调小说”做了最为概略的介绍:

      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却总是有许多独立的、不相混淆的声音处在同等的地位各抒己见……他们甚至不受情节的约束,不为作者的思想所左右。陀氏长篇小说的这个特点就造成了有些研究家们称之为‘复音调小说’的基本特征。(注:夏仲翼:《窥探心灵奥秘的艺术(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创作散论)》,《苏联文学》1981年1期。)

      同时,在对“复音调小说”作注的时候,出现了巴赫金和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另一篇略晚的是关山在《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3期上发表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一些情况》,文章正文中出现了“巴赫金”:

      二十年代,苏联曾经出现了一股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热潮。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卢那察尔斯基。此外还有,朱可夫、托马舍夫斯基、巴赫庭、别尔契可夫。……巴赫庭著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一些问题》一书。(注:关山:《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一些情况》,《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3期。)

      这是笔者所能查到的“巴赫金”最早出现在中国正式报刊上的情况。尽管在此之前,巴赫金以及他的著作肯定以原著的形式被引进了中国,中国学界肯定以阅读原著的方式接触到了巴赫金和他的思想,(注:正如钱中文所说,“自60年代我国开始所谓“反修”以来,外国文艺思想被极左思想搞到极度混乱的境地;同时几十年不订外国杂志,也使我们到了双目失明的地步。外文方面的文学理论书籍已中断了几十年,图书馆里虽有巴赫金的零星著作,但我并未看过。”(钱中文:《“我们这些人实际上生活在两种现实里面”——忆钟书先生》,《中华读书报》2000年11月1日))但是,将之翻译成本国语言并让它正式出现在本国媒介上却具有极强的象征性意义——它标志着接受活动的“浮出地表”。正是在这一起点上,确立了巴赫金登陆中国的最初形象: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家的巴赫金。

      巴赫金的最初引入揭示了接受史中的一个普遍性的现象:意外。所谓“意外”既指在接受初期,接受者对之还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共识,而出现的一些只有那个时期才会出现的现象,又指巴赫金日后在中国所拥有的地位以及所产生的影响,超出了接受者最初的意图。第一,与其他任何作家、作品在最初翻译过程中都会遇到的情况一样,在最初译介巴赫金和他的作品时也出现了“译名混乱”现象,如“巴赫金/巴赫庭”、“复音调/复调”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一些问题》”(从译介者参阅的材料来看,似乎两人参考的版本不太一样,夏仲翼明确注明了参考版本,是苏联埃俄罗斯出版社1979年出的第4版《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而关山则很可能参考的是巴赫金1929年出的第1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尽管如此,夏仲翼在随后翻译该书的第一章时,又将之译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这种译法一度流行了好几年,直到白春仁、顾亚铃1988年的三联书店版的译本才最终确立“《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为国内通行译名)。第二,巴赫金是搭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车进入中国的。作为最初的译介契机,是国内学界对苏联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成果的兴趣,或者进一步说是对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同于别林斯基、高尔基等“经典判断”的新鲜见解的兴趣。关文中对弗洛伊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杀父神话”说不吝篇幅,夏文则对巴赫金的“复音调小说”情有独钟正说明了这一点。第三,尽管如此,巴赫金及其作品、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在夏文中,巴赫金还被淹没于“有些研究家们”之中,关文虽然将他与另外一些苏联大师级人物相提并论,但当巴赫金被定位为20年代的陀氏研究代表学者之一时,巴赫金并没有被认为是最有名或最独特的,或者说,在20年代得到公认的,不是巴赫金,而是卢那察尔斯基,更不用说巴赫金在60年代修订再版《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并引起更大的轰动这些情况都还未纳入译介者的视野。还有第四点,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从一开始就是作为有所保留的观点被译介的。在夏文中,一方面肯定了“小说艺术中采用类似音乐中赋格曲的复调形式,大大丰富了表现现实的容量和力度”,但另一方面又紧接着评论道,“但这一点暂时还颇有争论,因为传统小说严谨的结构至少在形式上还更完整些。而且,十九世纪末沙俄社会末世景象里产生的这一复调形式究竟会朝哪个方面发展目前还很难预卜。”(注:夏仲翼:《窥探心灵奥秘的艺术(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创作散论)》,《苏联文学》1981年1期。)其中的保留态度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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