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3)04-0125-04 为推进多元对话时代中国文艺学的创新发展，并对钱中文文艺理论进行深入研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理论研究室、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山东大学文学院与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和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共同发起举办的“多元对话时代的文艺学建设与钱中文文艺理论研究”学术讨论会，于2002年12月22日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召开。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科研院所的文艺理论界的知名专家、教授约60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围绕着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理论的发展、钱中文文艺理论研究及多元对话时代的文艺学建设与创新等三个议题展开。 一、新理性精神与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 “新理性精神”，按照钱中文的界定，是一种以现代性为指导、以新人文精神为内涵和核心、以交往对话精神确立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建立新的思维方式、包容了感性的理性精神，是一种以我为主导的、对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实行兼容并包的、开放的实践理性，是一种文化、文学艺术的价值观。它是钱中文等学者在市场经济导致了中国人文精神的滑坡、以及我国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经过20余年的引进、选择、删汰，已经形成了范式多样、话语丛集的多范式多话语共生并存的总体格局下提出的，旨在重建人文理性、实践理性和解决话语间的不可通约性，促进人与人之间以及各范式各话语之间的交往对话关系。对于这个理论，与会的学者们予以了充分的阐释和高度的评价。 许明（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研究中心）说，提出新理性精神文论，在当代中国有双重的意义。第一，新理性精神文论的提出，终于突破了传统中国文学理论的概论模式的构造，突破了传统的构架，而回复到了文论的实践本性上去，回归到了文论的学科意义。提出者钱中文先生包括笔者在内，当初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对文学远离的构造有冲击性意义，而这种意义现在越来越明确了。第二，新理性在对等的意义上成为中国学者的社会关怀、审美理想和本文叙述的立场、观点、方法的综合性倾向。这是一种新的综合立场，是在当代中国东方文化的历史条件下的综合立场。 童庆炳（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认为，新理性主义的提出虽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但它是一种精神的疗救，因为它的核心是新人文精神，并以这种精神改造社会与人。按照我个人的解读，新理性精神有多个维度：在物质发展的维度上，它容纳了感性与正当的欲望；在精神的维度上，它以新人文精神作为核心；在批判的维度上，它是批判一切不符合人文的和反人文的东西的武器；同时它又具有理想的维度，是用理想来烛照现实，是对时代的恳切的回应和超越。因此，新理性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是提出者针对社会现实发出的呐喊。 新理性精神从现实的土壤中生根，最终将达致人类人文理性和实践理性的重建，而在这“始”与“终”之间，文艺学界用于奋斗的真正的武器是其强有力的理论的构建。对于既往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文论话语的西方化和“失语症”的痛定思痛，中国目前的文艺学界迫切需要建构自己的思想根基、思辩话语和理论体系。而思辩话语和理论体系又必须建立在思想根基上，没有这个根基，一切理论大厦都将沦为颓壁残垣。应该说，建立在新理性精神基点上的文学论，就是一个由中国学者提出的我国自己的文艺理论的思想根基。 对于这个根基，曾繁仁（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说，“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是我国当代文艺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是对传统认识论文艺学和本质主义的重要突破。它正确地处理了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关系，具有鲜明的立足于中国民族文化土壤的文化身份和独立自主性，又充分吸取了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美学与文艺学的若干精华，具有极大的理论开放性。 对此，徐岱（浙江大学国际文化系）也指出，近几年我本人一直在考虑如何继续自己的理论思考，总体上觉得需要有三维突破：理论形态上突破“知识论”，理论品格上突破“唯理论”，理论立场上突破“一元论”。而这三个突破事实上能够被概括在钱先生近期一直倡导的“新理性精神”这一范畴中。在我看来，这一范畴应该能够为我国当代文论的21世纪发展，提供一个很好的思想基点。 新理性精神作为中国文论的思想基点，正如朱立元（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所指出的那样，不仅是一种立场、一种思潮、一种倾向，它有着一种内在系统性：第一，它以人文精神为价值取向和理论核心。钱先生所提倡的新人文精神，是在原有人文精神传统的基础上，又吸收西方人文精神的精华而提出来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第二，它以现代性为理论基点。第三，新理性是一种综合对话的思维方式，超越了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方式。这就是钱先生新理性精神的内在结构。正因为新理性精神是一种具有内在系统性的中国理论话语，因而成为可以和西方对话的文论形式。 许明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在可以说：西方有后现代思潮，中国有新理性精神。这就是我们的立场。这种提法与构架至少是一帖清醒剂：在东西方文化土壤不同的条件下，批评理论可以而且也应当选择中国特色。新理性精神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构成国际对话的开始。只有提出了明确的具有倾向性的理念之后，中国文论才能找到自我。 从现实人文精神重建到文艺理论的新命题，新理性精神无疑是一个涵盖广泛的思想开拓。杨守森（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对此进行了揭示，他认为，新理性精神，不仅是一个具有时代性的实践命题，也是一个具有本原性的哲学命题；不只是一个文艺理论问题，更是一种人类的文化策略。其相关见解，不只对于现代科学理性与现代人文理性均较贫乏的当代中国殊为重要，对于为后现代文化所困惑的西方社会而言，也应具一定的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