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3)03-0101-07 一 对话思想在古希腊哲学中早就存在。在20世纪初德国哲学中，对话思想已经逐渐流行开来。现代解释学理论广泛涉及这一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苏联大思想家巴赫金则对对话理论进行了独特的阐发，形成了“大对话哲学”，或曰“对话主义”。这一主义，向独断独裁的教条主义与放弃价值判断的相对主义发起双向挑战，奋力营造文艺学、语言学、美学领域多种声音并存共生的“复调性”发育格局，倾力倡导人文学科学术研究中各种视角姿态思想观点互动互补“和而不同”的存在范式，对当代人文学术乃至人文生态已经发生且仍在产生十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巴赫金的“大对话哲学”，强调“主体性”、“他者性”、“差异性”，强调文化生存中的“互动性”、“变异性”、“外位性”，强调文化运行中的向心力与离心力之间的张力，中心化与边缘化之间的互补。这种“大对话哲学”，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有力的颠覆，是对“非此即彼，势不两立”，“他人即为地狱”等二元对立思维定势深切的批判。这种“大对话哲学”，突破了独断论的极性思维，倡导一种积极开放、互相倾听、在平等交往中拥有自己独立声音的主体姿态，倡导对话的主体进入同一语境，进入“对位式”交锋状态，从而使思想的“对话”行进在富有成效的轨道上，将学术的发育引入一种勤开拓重建构的新境界。 真正富有成效的学术“对话”的前提之一，就是对话参与者都应进入“对应”状态。否则，“对话”就会变形。不是变成一个“中心”在述说，其他“边缘”在旁听，就是变成每个人都在述说己见而并不在意他人的自说自语。对话，本是人与人交往中一种亲切平和的讨论形式。学术对话，则应是思想者之间面对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彼此敞开探讨真理的交流方式。仅仅有共通的兴趣，甚至彼此都进入了问题所由产生的语境，并不一定能展开富有成效的对话。因为兴趣与语境还只是对话的必要条件。未能进入“对位”状态或无意进入“对位”状态，对话还是难以真正有效地展开。 如何进入“对位”状态？所谓“对位”，在这里不过是从音乐学语汇中借用的一个隐喻，它可以形象地说明交流中不同思想之间的关系犹如复调音乐中各声部之间的格局；进入“对位”状态，也就意味着对话参与者均应具备巴赫金所强调的“复调意识”，那种深深植根于对话者的思维方式、哲学理念乃至精神生命之中的“复调意识”。这种“复调意识”的核心语义即是：确认视角与思想的“多声部性”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确认诸种观点与声音“既不相融合也不可分割”，各自独立而又彼此相关，在互补互证互动互识中并存共生——此乃探索真理的一条健康而有效的路径。 这种“复调意识”，高扬主体性，高扬有思想个性的主体间互相尊重，要求将他人真正地看成与自己完全平等、与自己一样拥有独立声音的主体；要求确认“自我”与“他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完成的共生关系；他者是个人存在不可或缺的构成成分。“存在就意味着对话性交往”。“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而这种对他者之主体地位的尊重，就要求对话语霸权的放弃，放弃那种“唯我独革”、“唯我独尊”式真理终结者的姿态，摒弃那种“绝异道”、“持一统”的偏执；人文学术研究的旨趣原本就是自由探索真理。对话的每一位参与者都不要以真理掌握者自居。人类思想史一再证实：任何终极真理，都是荒谬的，任何以终极真理占有者自居的人，都是愚蠢的。真理不存在于那外在于主体的客体，也不在于那失落了个性的思想之中；真理不在我手中，不在你手中，也不在我们之外。真理在作为有个性的思想主体的我们之间，它是作为我们对话性的接触而释放的火花而诞生的。一切追求真理的思想者，都是很重视对话，也勇于对话、勤于对话的。有成就的思想者们正是通过对话来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来消除谬误，逐步接近或达到真理性认识。实践表明：对话是达到真理性认识的桥梁。 正是真理的生成机制，在呼唤着对话主体间彼此尊重平等交往的“复调意识”。正是意义的建构机制，在呼唤着有个性的思想者勇于挑战敢于交锋的“复调意识”。 这种“复调意识”，力拒教条主义，也力拒相对主义，坚守人文学术固有的自由创造品格。人文学术研究的旨趣原本就是积极追寻意义。意义是在“关系”中产生的，是在“阐释”中建构成的。诚如巴赫金所言：“人文思维的速记——总是一种特殊对话的速记：这是文本（研究思考的对象）与所创造的框架语境（置疑性的、理解性、诠释性的、反驳性的等语境）两者复杂的相互关系；在这一关系中实现着学者的认识和评价思维。这是两个文本的交锋，一个是现成的文本，另一个是创作出来的应答性的文本，因而也是两个主体、两个作者的交锋。”人类思想史上许多事实一再证实：富有创见的学问之旅实际上也是学者主体间的对话过程。对话是催生新思想的“助产婆”。“思想，是在两个或几个意识相遇的对话点上演出的生动的事件。”黑格尔之于康德，马克思之于黑格尔，应当说是学术在对话中推进的典型例证；巴赫金本人的学说也是“大对话”的结晶。巴赫金独具一格的“从文学内部阐述文学的社会特性”的文论，乃孕生于他那左右开弓式的双向批判：即批判偏执于文学的意识形态之“解译”的社会学文艺学，又批判偏执于文学的语言艺术形态之“解析”的形式论文艺学。巴赫金的文学研究，以文学语言的结构功能为切入点，以文学创作的机理机制为平台，从精细缜密的文本分析出发，上升到宏大的文化理论的建构。巴赫金的“话语诗学”，从话语内在的对话本质，从话语创作总体上的对话品格切入文艺学研究，这一路径，既是针对20世纪20年代苏联文艺学几成显学的两大研究范式而展开的“对话”；也是针对索绪尔、弗洛伊德、列维·施特劳斯甚至萨特等大思想家的学说理念而展开的“对话”；正是在“对话”过程中，巴赫金独辟蹊径，开拓出兼容“解析”与“解译”、在语言——诗学——文化不同界面穿行的文学研究新范式。这一范式，既有助于突破各种以语言为中心的文论的局限，又有助于纠正各种以意识形态为指归的文论的偏颇，故而引起当代文论各家各派的普遍兴趣，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巴赫金何以有如此建树？在学术园地，终生坚守独立不倚而旨在建构的“对位式”交锋姿态，终生拥有敢于对话、善于对话、勤于对话的激情与智慧，应当说是成就其学术伟业的一个重要的动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