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史之父F·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反复说过一句名言，“最好的艺术理论就是艺术史”。（注：Ernst Behler,"‘The Theory of Art Its Own History’,Herder and the Schlegel Brothers,"Herder Today,An Interdisciplinary Colloquium,ed.Kurt Müller-Vollmer,Berlin,W.de Gruyter,1900.）我想将这句名言用来做诗学、美学、文艺学和艺术学等声名显赫的学科的上下文，试图从词源和艺术观念史的角度追溯它们各自的研究对象，通过历史情境的还原去说明它们大概实质上是一回事：学科的界线不仅是流变的，而且是人为的。 其实，上述四学科在西方语境中常常被放在一个更广义的术语——文论[Theory of Art and Literature]的名目下。如果我们有心将坊间所编的“西方文论”、“西方诗学”、“西方美学”、“西方文艺学”、以及“西方艺术理论”作一个比较，尤其是对有关18世纪以前的古典言论作一个比较，一定会惊奇地发现它们在选择篇目和作者方面是如此的雷同。这种雷同一方面表明所选择的材料都是对文艺现象进行讨论的文字记录——是一种对共通情形作讨论的文字文献［以别于图像文献］；另一方面也说明，多种学科名目针对着相似的研究对象只是提供了一种术语选择的语境，于学科的性质及其研究对象并无太大的改变。 例如在传统文学学科中所称的“文论”，极为自然的被认作是“文学理论”的简称；正如我们虽然称所从事的学科为“文艺学”，但我们仅仅是因为如果严格地用“文学学”来称谓它会觉得不顺口而已。（注：［日］滨田正秀，《文艺学概论》，陈秋峰、杨国华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第1页。以及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要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4页。）在实际的研究与教学中，“文艺学”的学科范围仍限定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即对诗歌、戏剧、小说和其他类型的富于想象力的写作理论研究中。这大概是“文艺学”研究与教学数十年来的一般状况。但是，如果从西方文论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学科的观照对象，我们会发现其涉及面大大超出了狭义的文学理论；其情形倒是很像韦勒克和沃伦说的那样，在许多学者看来，“文学研究不仅与文明史的研究密切相关，而且实在和它就是一回事。在他们看来，只要研究的内容是印刷或手抄的材料，是大部分历史主要依据的材料，那么，这种研究就是文学研究。”（注：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7页。）当然，这种说法也并不是没有问题，因为它不仅将“电话号码簿”和“产品说明书”之类也当作了文学研究的对象，而且无情的将浩如烟海的口头语言艺术和与文字材料相关的图像材料逐出了学科视野之外。因此，在这种说法的上下文里，我们对文学的历史惯例界定应当出场。 一 对于西方文论我们有一个基本看法，“‘诗学’作为‘文论’、‘文艺学’的原初状态，是来自西方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文论。”（注：饶芃子等著，《中西比较文艺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页。）这种看法不仅指出了文艺学的西方来源，而且还表明在这个学科的确立过程中“中国缺席”的历史和现状，以及试图改变这种现状的努力。事实如此，与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对诗歌既不系统又不友好的论述相比较，亚里士多德用一整部《诗学》专门阐述了诗歌的理论，而且是以完全有系统和建设性的方式进行。《诗学》不仅包含有对后世批评产生持久影响的许多特定观念，而且为诗歌理论在哲学的知识序列中确立了永久的地位。自从智者时期以来，诗歌与雄辩术的相互影响一直是古代西方文学的永恒特征，这两个文学分支之间的密切关系通过《修辞学》和《诗学》在亚氏著作中紧密相连的排序而获得经典性的理论基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亚氏著作的排序在古代晚期便被注释家们解释为哲学学科分类序列表，《修辞学》和《诗学》都被放置在“工具篇”的《逻辑学》之后，这就使逻辑学、修辞学和诗学之间建立了联系。阿拉伯的一些注释者一直强调这种联系，其影响延续到文艺复兴时期。（注：P.O.Kristeller,Renaissance Thought and Art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Press,1980,pp.168-169.） 换言之，在西方古典文论里，至少逻辑、修辞学与诗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文学”一词并未出现，所以拉塞尔[D.A.Russel]调侃地说过，假如当时已出现小说，亚氏“会把它归入Poiesis［诗歌］”之列。（注：D.A.Russel,Criticism in Antiquity,London,Gerald Duckworth,1981,p.13.）从词源上看，英语里的literature一词是14世纪才自拉丁语litteratura和litteralis引进的，在当时的语境中指的是“高雅的学识”[polite learning]。他们的共同词根littera就是英语Letter的来源。Letter在13世纪进入英语，其复数形式便指称“书信”[epistle]，“文献”[written document]，“文学”[literature]，“文化”[culture]等。因此直到今天，英语里仍有“"He is an important figure of letter"［他是位重要的作家］，和"all the literature of arts"［所有关于艺术的文献］之类的句子。由此而知，“文学”一词在西语中往往是在广义中使用的，它显然指的是由文字书写和记录所构成的文化，或称之为文本文化；与图像文化相对应。这种上下文关系起码在18世纪以前是如此。西文中的“文学”获得现代意义的阐释，是以F·施莱格尔对传统“文学”概念的反动为标志。在施莱格尔之前，“文学领域常常扩张到指所有书写的东西。”（注：Ernst Behler,"Problem of Origin in Modern Literary History",Theoretical Issues in Lite-rary History,ed.By David Perkins,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Press,1991,p.11.F·施莱格尔在他首次引起西方世界注目的著作《古今文学史稿》[Geschichte der alten und neuen Literatur,1815]中，将人类的知性活动分为艺术、宗教、哲学、文学四个方面，并分别叙述他们各自的历史。其出发点是将文学独立看待，而且认真讨论了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内容。（注：Rene Wellek,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Vol.2,New Haven,Yale Univ.Press,1995.pp.24-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