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03)05-0019-03 如今，当我们打开各类与教育相关的刊物时，我们会发现文章中到处都充斥着许多“陌生”而“新鲜”的话语。许多西方的以及其他学科的话语被引入教育理论研究中来。这似乎是个好现象：教育学与其他各种学科的碰撞与交流，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可以被看作是“教育的话语者应有”的“多元开放的文化胸襟”[1]。但是，当我们静下心来阅读时，我们会感到这些“陌生”而“新鲜”的“话语”拗口晦涩而难以理解。许多文章虽然勉强读完，却不知所云。更有甚者，有的文章连让人读完的勇气都没有！有时，我们不禁想：是我们成了“新时期的文盲”，还是教育“迷失”了它自己的话语？因此，对教育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这种尴尬境地的深层原因进行分析与探讨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教育话语为什么会出现“迷失”的状态呢？这应该从教育作为一门学科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以及教育理论工作者在研究中所具有的许多错误的心态和研究方式等方面来加以分析探讨。 一、急于摆脱当前对教育学的“不公正”的定位 一直以来，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与权利让人怀疑。“教育科学”的称谓也倍受争议。直至今日，教育的归属问题仍是争论的热点和焦点。为了使教育学尽快摆脱这种状况，许多教育理论研究者便大量套用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的术语和概念，或者从西方引入一些概念和话语，如建构、解构、田野、后现代、减负、产业、复杂、范式、全析等。 当然，我们并不反对从别的学科中借鉴一些前沿的概念与术语，因为“教育（教育科学）必须大量吸收其他学科的成果来丰富和发展自己，否则便不能顺应时代的挑战”[2]。但是，这种借鉴不应是“生搬硬套一些对教育学来说半生不熟的词语和半通不通的句子，而未加以学科化地阐释，让人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3]，甚至连读完的勇气都没有。这样的境况是让人担忧的。因为我们“在从其他学科吸收养分来丰富自己之际，教育（教育科学）必须要保持自己，即所吸收来的成果只能是为了人自身的发展，而不是相反的、让人的发展去为其他，哪怕是常常以‘科学’的名义来颠倒这一不容置疑的关系。这就是说任何吸收来的成果最终必须经过专门以人身心的发展为研究对象的教育科学的整合，否则，就不能成其为教育基本的源泉”。[4]而现在我们大多数的教育理论研究工作却没有遵守这一原则。教育界对教育的归属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受传统哲学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以及科学万能信念的影响。由于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影响，“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教育科学研究工作中也形成了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什么东西都想弄出一个统一的结论来。其实，这是很难的，也是没必要的，是更不可取的。”[5]]因为，众所周知，教育的对象是人，而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存在。因此，我们不可能对人仅仅用理性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绝对科学化”的方法去研究，认为只要运用几个数据便可以把人研究透彻了。因为人性是复杂的，人是有思维的，而人的思维是不可量化的！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决定着教育研究方法以及教育学科性质的特殊性。因此，教育理论研究只有保持并遵循自己学科的特色，并且形成一套符合学科自身特色的话语表达方式，才会得到别人的关注与尊重。 二、研究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漠视和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的心理 鸦片战争以来，当国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后，中国就几乎从未停止过向西方尤其是向欧美学习的步伐。于是，中国的有些知识分子便把满腹的怨气都倾倒在传统的思想和教育上。他们对传统的加以否定，大打出手。出手之快，攻势之猛，大有把其“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之感。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把崇拜的目光投向了西方。尤其是近几年来，由于西方特别是欧美经济发展和科学理论研究方面的绝对强势理所当然会吸引世界各国的目光，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的教育界更是不甘落后。另外，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留学欧美“镀金”归国的“学者”日益增多，他们回国后便主张把西方的教育与文化的模式“移植”到中国。是的，我们也承认西方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方面。但是，在某些带有“盲目崇拜心理”支配下的主张客观性有多大？是否有利于我国教育问题的妥善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是我们教育理论研究者在引入别国的理论研究成果时应该加以考虑和重视的。但是，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借鉴欧美的教育研究理论以及各学科的前沿术语已成为我们教育理论研究所无法回避的事实。在短短的几年间，西方各领域的研究理论突然几乎同时出现在教育研究的各个领域。“西方‘历时性的话语系统’以‘共时性’的特征在我们的土地上传播甚至泛滥，几十年的话语仅用几年的工夫就进入我国。一个时期内，外来话语方式风靡无阻，甚至逐渐内化为进行教育理论研究的一种习惯。”[6] 我们当然不反对借鉴西方先进的——准确地说是有相对优势的理论研究成果来探究我国的教育问题。因为在学术研究上，我们不应该是保守的。鲁迅先生早已说过，这样的东西我们是可以堂堂正正地“拿来”的。但是，“拿来”不是作摆设讲好看的，“拿来”的东西是要消化吸收以使其对自身有益的。但是，不论饥饱，只是一味地往肚子里塞，那么，只会造成“积食”，以致消化不良而出现“胃病”的危险。就如同现在，许多陌生的教育话语一起铺天盖地而来，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明白这一个术语或概念的内涵，许多其他的新的术语和概念却已经充斥了教育理论研究的各种刊物。于是，我们感觉自己什么都不懂，如同文盲一般。看着熟悉的文字，却是满头雾水，不知所云。而到底这些“新鲜的”术语和概念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有何裨益？我们便不得而知了。 三、研究者的“隐居式”的研究方式 “理论来源于实践”这是个浅显而易懂的道理。但是，“懂”并不意味着会去“做”。许多研究工作者乐意天天把自己封闭于“斗室”之中，把自己埋在各类书本杂志中，过起了自得其乐的“隐居”生活。他们懒于或不屑走到实践中去亲身体验、调查，但是，他们的大名却仍然频频出现在各类重要的刊物上。因此，我们不难想象，他们所谓的“研究成果”只能是来源于各种书本和报刊杂志，甚至是他们的空想。这样得出来的研究成果只能是空谈，提出的问题只能是“假问题”。因此，出现了许多“问题在域外，解释在域内”的现象。如对“后现代”的研究，现在出现了一种“西方‘后现代’的困境和我国对‘后现代’问题的积极回应”[7]的现象。“如果从纯学理意义上探讨‘后现代’问题，这无可厚非，关键在于无论我们多么积极地投入这种研究并取得多么具有创造性的结论，那也是对别人的问题的研究，不是对自己问题的关注。”[8]再如，前几年我们曾经把目光“转向”传统的“诸子百家”，并且形成了许多研究的热潮。但是，这一“转向”包含着很复杂的心理成分。这种“转向”实际上源于某些西方学者试图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找摆脱西方德育困境的方法的行为。但是，中国的许多理论研究者也便好似恍然大悟般地趋之若骛地对其进行过分的“关注”。而这种行为“实际上又是一个在西方语境下产生的假问题”[9]，是在没有对中国的实际境况进行亲身体验调查的情况下对一个“在西方语境下产生的假问题”的研究，“它将传统的文化精神当作新文化精神来追求了。”[10]因此，这种“隐居式”的研究方式只能导致对“假问题”的研究。因为，没有亲身的观察与体验，他们当然就对教育实践中涌现出来的许多鲜活的事例视而不见，更准确地说是“不视不见”。因此，他们只能从书本杂志上“借鉴”西方的及其他学科的概念或术语套用到自己的理论上，以期能给人以新鲜感。于是，便出现了中国教育理论研究话语“西方化”，甚至“非教育化”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