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与西方大学教育学讲座的开设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60(2003)01-0074-8

      一、引言：问题的缘起

      《康德论教育学》(Immanuel Kant ǖber )于1803年问世，至今已整整200年了。康德在这部著作中以哲学家的睿智阐发了他本人的教育思想和学说，遂在西方教育史上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遗产。1776-1787年间，康德在其执教的柯尼斯堡大学开设教育学讲座，四次主讲教育学，其讲稿后由弟子林克(F.T.Rink)整理汇编为《康德论教育学》一书出版，这一事实表明康德教育思想的形成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康德多次主讲教育学的11年，正是他写作、出版并再版《纯粹理性批判》的时期，也是他构建其批判哲学体系的重要时期，因而毋庸置疑的是康德的教育思想与其批判哲学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1]其二、康德通过在柯尼斯堡大学开设教育学讲座来阐发自己的教育思想，因而可以说康德的教育思想是他在大学讲坛上教授教育学的过程中形成的，这在西方教育史上尚无先例，正因如此，康德在西方大学开设教育学讲座及其影响这一问题受到了我国学者的普遍关注。早在20世纪30年代，蒋径三就指出：“今日我们所见的康德的教育学，系他在柯尼斯堡大学的讲演稿，经其弟子林克(Rink)纂辑，于1803年出版的”。[2](p.233)雷通群则断言在大学讲坛上形成的“康德的教育学，体裁是极严整，可认为‘教育学’之祖　。”[3](p.247)近20年来，伴随着我国学界西方教育学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康德在西方大学开设教育学讲座这一问题再度引起世人瞩目，因为这不仅有助于探明康德教育思想及学说形成的背景及其特征，而且也是西方教育史和教育学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课题。例如，王坤庆根据美国学者巴克纳(E.F.Buchner)提供的资料，记述了康德四次主讲教育学的时间及其所用教材等有关情况；[4](p.100)陈桂生则纠正了“以往的研究者一般认为康德率先在大学开设‘教育学讲座’”的误解，申明：“事实是：1774年柯尼斯堡大学根据普鲁士政府的一项专门指令，在德国率先开设教育学讲座，当时规定由哲学教授主讲教育学。该校当时有七位哲学教授，到1776年—1777年冬季学期，才轮到康德主讲”。但他也说：“至于谁首先主讲，尚待查考”。[5](p.59)更为主要的是，我国学界迄今为止对西方教育学讲座率先在德国大学开设的主要原因、柯尼斯堡大学开设教育学讲座的具体背景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尚未开展研讨，因而康德在西方大学开设教育学讲座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事实上仍属未解之谜。有鉴于此，本文利用笔者多年留学海外所收集到的重要史料，并主要参考欧美及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结合近代德国教育改革及大学发展的历史背景，着重考察康德在柯尼斯堡大学开设教育学讲座的有关情况及其影响，以期为我国西方教育史及教育学史的研究提供若干有益的素材，并藉以促进我国学界对西方近代大学开设教育学讲座及从事教育学研究的探讨。

      二、柯尼斯堡大学开设教育学讲座的背景

      近代德国在政治上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极为缓慢。相反，德国在思想、文化、教育等方面却取得了较大的进步，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的精神”。[6](p.634)15-16世纪，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及荷兰人文主义先驱伊拉斯谟的影响下，德国人文主义者罗伊希林(J.Reuchlin)、塞尔蒂斯(K.Celtis)、冯·胡登(U.Von Hutten)等人抨击罗马天主教会的虚伪和腐败，主张打破其对教育的垄断；继而爆发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运动标榜“因信称义”的新教思想，宣称人必须接受教育才能获得直接阅读《圣经》所必不可少的知识和技能，从而对兴办世俗学校、普及义务教育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7世纪以后，在英、法启蒙思想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冲击下，德国也先后发生了启蒙运动和狂飚突进运动，先进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揭橥理性主义和自由平等思想、批判封建专制及其神学意识形态的同时，极力提倡民族国家从天主教会的手中夺回教育的主办权，用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来创立适应本国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新教育。所有这一切，为德国近代教育思想和学说的产生、发展创造了条件。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德国的高等教育有了显著的发展，大学逐渐成为德国近代教育思想和学说产生、发展的基地和中心。早在14-16世纪，伴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德国出现了海德堡大学、莱比锡大学、巴塞尔大学、柯尼斯堡大学、耶拿大学等一批新型大学，到17世纪末德国大学的声誉虽一度衰落，但后经两次大学改革运动的推动、特别是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的建立，德国高等教育又迎来了辉煌的时代。到18世纪末，德国所有大学都按照哈勒和哥廷根两所大学的模式进行了改革，致使政府当局进一步重视大学的管理，加强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同时，近代哲学和近代科学的精神渗入大学的研究和教学领域，研究自由和教学自由成为政府认可为大学的基本法权。尤其令人注目的是，与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这些上级学院相比，原属下级学院的哲学院逐渐成为大学改革的活跃的热点和中心，其学术地位得到提高。“学科的范围虽然很早就已声称无所不包，但直到第四个学院即哲学院恰当地发展起来之后，才真正臻于完满，各门学科才受到同等的公平的关心。神学、法学和医学都为实际目标和目的开展研究，尤其前两者往往倾向于仅仅用于教会或国家的目标；但是，哲学院囊括一切旨在确立真理的学科，不管这真理定义为纯形式的还是实在的，也不管它属于方法还是知识。”[7](p.140-141)这时的哲学院担负着大学基础课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不仅保留了传统的形而上学、逻辑学、伦理学等学科，而且讲授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科目，还开始创设文艺学、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方面的新型讲座或课程，这些讲座和课程都深刻地接受了启蒙思想及理性主义的影响，也敏锐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科学和学术的进步。德国著名教育学家鲍尔生(F.Paulsen)说过一句名言：“18世纪德国大学的复兴，主要是由于哲学院从奴役的地位转变为领导的地位”。[8](p.48)在一定程度上，18世纪德国大学的哲学院也成为德国近代教育学诞生的母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