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教育领域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管理体制上高度集权和政府包揽过多。这一问题是影响教育健康发展、妨碍学术水平和教育质量提高的重要原因，被称为“教育行政化弊端”。克服这一弊端的努力，被称为教育“去行政化”改革，其主要内容是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教育行政体制改革。最近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简称《规划纲要》），对此已提出明确要求。治理教育行政化弊端，需要推进实质性的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并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一、我国教育行政化的主要问题 1.我国教育管理体制的基本特征 我国现行教育管理体制，主要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其历史脉络可追溯到战争时期建立的半军事化管理体制：所有党政军、文化和事业机构均实行供给制，按照行政等级分配资源，通过上级任命产生干部，实行一元化领导。上世纪50年代，在单位制度及部门办学体制下，学校和各类企事业机构成为某一政府部门的行政下属。国家包揽教育，“上级”控制学校教学、科研、财务、后勤等所有方面，“单位”则控制着职工“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退”的所有方面。 这一管理体制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成为改革的主要对象。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有一个鲜明的主题，即“简政放权”，强调恢复企业、学校的自主性，使它们成为市场环境中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改革教育管理体制的任务：“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同时针对“教育工作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扭转”的问题，指出教育体制的弊端主要是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死，学校缺乏活力，政府部门应该管的事却没有很好地管起来等，改革要以体制改革为任务和目标。80年代的教育体制改革，将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作为重要内容。为了淡化学校的行政色彩，本科高校一律定为局级。应当说，这也是我们今天需要继续完成的任务。 当前，我国教育管理体制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在长期形成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下，政府权力过于集中、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弊端仍然比较明显。教育对内、对外的开放不足，政府对义务教育的供给和保障不足。 （2）在政府与学校的关系上，政府对学校的管理过于直接和微观，影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和办学活力，使学校对政府过度依赖，挤压了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空间。在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行使权力而不愿承担责任，权力集中而责任下放，出现了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不当利益合法化等问题。 （3）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度较低。现代行政管理所要求的信息公开、绩效评价、问责制等尚未有效建立，缺乏教育公共政策纠错机制，缺乏社会参与、共同治理的机制和制度建设。一些地方政府不能依法行政、依法治教，出现精力分散、忽视大局、决策失误、效率低下等问题。 （4）教育管理体制不适应大教育、终身教育、学习型社会的发展需要。教育部的管理重心过高，主要关注高等教育，尤其是部属高等学校，对学前教育、社会教育、社区教育、终身教育的关注亟待提高。 2.近年来教育行政化有强化的趋势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滞后，社会出现“官本位”回潮现象，政府包揽过多、官场化、长官意志等弊病有加剧之势。在教育领域，这现象的出现有下述几个动因。 （1）“教育部办学”强化了政府权力 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学校进入了新一轮的“院校调整”期，按照“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八字方针，国务院部委举办的高校中多数下放到地方，少数移交教育部管理。从管理体制而言，“部门办学”体制在整体上被打破了。但是，这一调整却强化了“教育部办学”，教育部直属高校由原先的36所增加至71所，这显然与教育部宏观管理职能不一致，而且不利于构建健康的政校关系，也不符合研究型大学创办一流大学的目标。与之相类似，许多地方行政部门直接管理部分重点中小学，学校被分为省市级、区级等不同级别，实行不同的政策。 我国目前的政校关系被称为“教育部办大学，教育局办中小学”，与“教育家办学”的理想相距甚远。由于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致使学校教育模式单一，缺乏活力和个性，曾经“盛产”教育家的文明古国，教育家成为十分稀缺的资源。 （2）现行干部管理制度强化“官本位” 2000年前后，国务院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0余所大学升格为“副部级”，目前，进入“985工程”的“副部级大学”已达40所左右。在2007年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等11所“985”高校的调查发现，22名党政一把手中在任现职前曾在政府部门任职的为11人，占50％。[1]地方高校同样如此，一些即将退休的副地市级官员到高校任正职，可官升一级。 在我国，大学、中学、小学都具有行政级别，校领导按照党政干部管理的一般模式，由党委组织部门考察、任命。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校长热衷于跑组织部，更关心个人仕途的发展而非学校和学生的发展。学校也复制这一干部管理模式，导致了学校内部管理体制中的官本位、行政化趋势。由于利益和资源更多地向行政权力倾斜，导致许多青年学者不安心做学问而热衷于当官，模糊了学校作为教学和研究机构的独特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