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教育哲学基本理论困境的路径

作 者:
肖丹 

作者简介:
肖丹,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肖丹(1974—),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外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当前教育哲学研究主要面临三个基本理论困境:一是学科属性定位的“单边性”思维倾向明显,“理论贯通性”不足;二是研究对象“泛化”、“外向化”问题严重,缺乏明确的逻辑主线;三是与教育实践对接不利,难以发挥应有的“理论指导力”。欲走出教育哲学基本理论困境,必须对其学科属性进行科学理性的定位,廓清其研究对象范围,同时更应面向教育实际,为回答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的问题服务。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1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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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C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33(2010)03-0005-06

      教育哲学研究虽然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和重视,但是对于许多基本问题,迄今仍然处于探讨阶段,远未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识。本文在揭示当前教育哲学研究中的基本理论困境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一些可能性、建设性的解决路径,以期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困境一:学科属性定位的“单边性”思维倾向明显,“理论贯通性”不足

      何谓教育哲学?从学科归属关系看,教育哲学应归属于哲学还是教育学?教育哲学究竟是哲学的子学科,还是教育学的子学科?长期以来,围绕教育哲学的学科归属定位问题,学界展开了广泛、持久的争鸣。各种观点归结起来,大致可概括为以下三种:其一,教育哲学属哲学范畴,是哲学的一个应用性分支学科,比如吴俊升先生就曾鲜明地提出:“把哲学的基本原则应用到教育的理论和实施方面,便是教育哲学。教育哲学当和政治哲学、法律哲学、宗教哲学、历史哲学一样,同是应用哲学,不过应用的境地各不相同罢了。”[1]在郎特里(Rowntree,D.)编著的《英汉双解教育词典》中,也将“教育哲学”界定为哲学的应用学科,教育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其内涵一是建立有关知识、认识与作为制度化社会活动的教育的思想体系;二是澄清教育概念的含义。近年来,前者(如在柏拉图、康德、杜威的著作中所见)已不如后者(如在彼德斯〈Peters,R.S.〉的著作中所见)受到重视。”[2](P346-347)其二,教育哲学属教育学范畴,是教育学学科体系中的子学科之一,是从哲学的特殊视角出发来研究教育活动,着眼点是哲学,学科的落脚点和归宿仍是教育学。“教育哲学与其他教育科学有着相同的目的,但在处理教育问题时,它却有着另外的最终目标,并运用了特殊的方法。”[3](P34)应该说,以上两种观点呈现出明显的“单边性”学科归属思维倾向,分别在哲学、教育学领域影响较大。其三,教育哲学既属哲学范畴,同时亦属教育学范畴,本质上具有双重属性,是哲学与教育学的交叉学科。依笔者管见,第三种观点才更接近教育哲学学科属性的本质,只不过紧跟的问题是:如果将教育哲学定位于一种交叉学科,那么,二者的交叉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交叉?是外在的相加还是内在的有机结合?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又该如何交叉?等等。本文试图在依次分析以上三种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作为“科学之王”的哲学位于人类智慧金字塔的塔尖,包容着众多学科。许多学科知识体系,尤其是社会科学诸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都从哲学那里寻求基础性理论根源以及自身存在之合法性的证明依据。社会科学“旨在针对能以某种方式获得的经验确证的现实而发展出一种系统、世俗的知识。”[4](P96-97)这种来自经验的性质被认为是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教育哲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在通常意义上,它应该指称一套较完整的相对独立化的知识体系。而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教育哲学最早产生于1894年美国教育家布莱克特将德国哲学家洛孙克兰茨的著作《教育学的体系》翻译成英文,并更名为“教育哲学”。应该说,从诞生之时,教育哲学就与哲学有着难以割断的学科渊源联系,并带有很强的哲学理论在教育领域具体演绎的意味。此种观念长期统治和困扰教育哲学的学科归属定位,导致教育哲学研究呈现出刻板、僵化的模式化特征,尾随哲学的发展亦步亦趋,处于徘徊不前的尴尬状态。许多研究成果都循着这样一种固定思路:首先将有关的哲学观点作为预设前提摆放出来,然后再挪移到特定的教育领域中进行所谓的应用性“思考”。深究起来,大多并未将二者有机结合,而只是在做表面层次的粘贴,甚至为了追赶时髦,迎合热点,将风马牛不相及的哲学观点生搬硬套过来,结果往往给读者以如坠云雾,不知所云之感。恰如某学者所忧虑的:“当下的教育理论话语,夹杂着一些‘新’的概念与命题,但从中我们不难看到仍然不过是哲学、心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幽灵’。在当今的学术场域及学科架构中,就理论地位而言,哲学及社会科学的理论似乎要高于教育学理论。”[5]在笔者看来,如果仅仅将教育哲学定位为“用哲学的观点与方法”来研究教育问题,单纯把哲学观点作以教育学的演绎,或者将教育与哲学机械“捆绑”式的研究观念极易导致研究视野的狭窄和短浅,从而束缚教育哲学自身的建设性和持续性发展。究其原因有二:第一,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都是在一定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之下进行的,只不过有显性和隐性之分,因而没有必要再重复强调教育哲学是“用哲学的观点与方法”来研究教育问题;第二,如果将教育哲学定位于哲学理论在教育现象中的应用,为教育研究提供预设前提,这样的做法最大的弊端是可能导致“原则在先”。它内在地包含一个假设:哲学的命题具有“先在”的正确性,变化的只是应用领域的不同。然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教育与其他学科结合如哲学而生成的新学科,并不是直接的演绎关系,哲学命题的正确性并不能保证教育理论命题的正确性。”[6](P9)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将教育哲学划归到教育学学科体系中,又极易产生教育哲学与教育学关系理解上的疑惑,具体表现为教育哲学与其母学科——教育学,与其平行学科——教育原理、教育史(尤其是教育思想史)、教育科学等相互混淆、内容严重重复的问题。为了躲避对哲学的过分依附性,教育哲学在竭力联系教育实践,挖掘教育问题的同时,又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另一个极端,逐渐失去了“哲学性”或者“哲学味道”。难怪有学者慨叹:“现在的教育哲学‘哲学’味还不够浓,因而在今后要加强教育哲学与哲学甚至其他学科的‘对话’。”[7]因此,只有深入变革此类观念,我们才能更为理性地继承哲学的理论遗产,并为教育哲学的研究准备一个可靠的基本前提,进而重新理解诸多具有时代意义的教育问题的实质。

      综归以上探讨,我们得出关于教育哲学学科属性的相对科学的定位:教育哲学是应用哲学与理论教育学双重属性的辩证统一,是两门学科相互渗透、有机结合而产生的,其性质是介于哲学和教育学之间并兼备二者属性的综合性、交叉性学科。它一边连接着哲学,另一边则又必然连接着教育学,这种关联哲学与教育学的“双边性”,决定着它既属于应用哲学范畴,同时又属于教育学的高端学理范畴。笔者认为,只有这样的属性定位,才更符合教育哲学本身的理论诉求。所以,应坚决摒弃一味强调归属于哲学或者教育学的“单边性”的片面化思维模式,大力加强一种“理论贯通性”。这里所说的“理论贯通性”,不仅意指教育哲学与哲学的融会贯通,同时还应当满足对于教育学领域中诸多“平行”关系学科的理论贯通,从而使教育哲学学科内的哲学思维、教育思维得以全面地体现和贯彻,这也是教育哲学摆脱目前浅层次的贫困、迂回状态,进而朝着更为丰厚、坚实的学理化、哲理化方向成熟迈进的必然需要。尤其应明确的是,教育哲学并不是哲学原理的简单移植和推广,不是外在于教育学的先验原则的罗列,而是对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的重大问题的哲学思考。其目的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为了形成一种关于教育的确定性、普遍性知识,而是以人的生活世界中所呈现出的教育问题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鼓励人们从不同的视角对教育问题进行创新性思考,帮助人们透过纷繁的教育现象认识其背后深藏的理论与现实关怀。教育哲学的内容和体系既不能过于哲学化,也不能过于教育学化,而应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形成教育哲学特定的概念、范畴、原理、原则。作为一种反思性的理性,教育哲学指导人们不断从现象趋向本质,从个别趋向一般,从现存趋向应当,从异化趋向合理。教育学科双重属性的意义就在于可以充分发挥哲学和教育学的学科优势,在二者动态、交叉的综合层面上,确立自身的研究方向,前瞻性地指导教育实践活动,推动教育哲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

      困境二:研究对象“泛化”、“外向化”问题严重,缺乏明确的逻辑主线

      众所周知,一门学科能否自立于科学体系之中,能否具有独立的研究价值,首先取决于它是否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教育哲学,不论将它理解为人类就特定教育问题而展开的智力活动,还是将它作为人类对教育问题深入思考的结果,它的基本任务或者功能无疑应紧紧围绕“教育是什么”这个本源性问题展开。然而,这一基本任务的完成,也并非易事。即便教育哲学能够提供一个被大众普遍接受的、争议较少的关于教育的定义,我们也不能乐观地认为教育哲学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教育哲学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于教育的表层现象世界的梳理,还应该是对教育的根源世界的揭示,更应该是对教育的意义世界的构建。但就目前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而言,却令人堪忧。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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