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5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916(2003)01-0001-05 回顾我国师资培育制度的肇建，可溯及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盛宣怀奏设南洋公学所附设的师范院。当时师范院分初级师范、优级师范两级，另设简易师范科、师范传习所、实业教员讲习所。此后虽历经战乱与政局更迭，但是当时所创设的计划培育、公费待遇制度以及强调师范理想的精神至今都仍然存在，但跻身于高等教育之林的师范校院，其内外都已经发生极大的质变。 教师培育制度的变革约从1994年开始在两岸开始分道发展。台湾由原来的计划培育、封闭性师资市场改为多元、开放的自由教师培育制度，同时中小学的教师任用也遵循市场竞争原则，由政府分配改为学校聘任。 另一方面，变在新制师资培育政策所养出来的教师源源不绝推出之际，台湾平行推动的各种“教改”措施却也面临严重的批评与挞伐，而其中最根本的问题被认为是教师素质无法配合“教改”脚步。 笔者从台湾近年来教师教育的发展作为思考的基础，并以发生于台湾教育发展中的矛盾与困难作为反省起点，提出若干个人的观点。 一、从师范的本源谈师大之教育理念 一百多年前，我国的师范教育系以德法两国的制度为建立基础。德国师范专门学校的肇建，斯普朗格(E.Spranger)和贝克(C.H.Becker)两人堪称居功厥伟。斯普朗格在1920年发表《师范教育的理念》[1]一文，被视为建立师范专门学校及战后师范学院的理论基础，因此被尊称为“师范学校精神之父”[2]。斯普朗格认为，教育乃是透过客观的文化价值，觉醒受教者主观心悄，并激发其创造价值的历程。理想的教师是具有教育爱、娴熟教学方法、受文化陶冶又能掌握文化价值，藉以陶冶儿童、青少年并唤醒国民精神的教育家（Bildner，或译陶冶家）。因此，师资培育应特别重视准教师的人格教育与教学训练。斯普朗格认为，大学的普通教育或科学倾向并不能担负此一师资培育的特殊功能，所以应成立全新的“教育家大学”(Bildnerhochschule)，或“人性陶冶者的大学”(Hochschule der Menschenbildner)，以培育陶冶国民的教育家。后来一位教育家李特(Th.Litt)也提出国民教育之本质在基础教育、普通教育，而非职业教育，同时他也认为培育健全、成熟的教育家乃成了师资教育机构不可放弃的任务[3]。 以上这些观点，我们至今都同意。就机构性质而言，师范大学兼具大学教育与师资培育的双重角色，此为师范大学之特质，但同时也是师范校院发展的挑战背景。 （一）以“人文化成”作为大学教育精神 师范大学应该确定以“人文化成”作为大学教育之精神。大学之为大，在其强调教学与研究自由以及博雅教育的传统特色。自从1810年洪堡德(W.von.Humboldt,1767-1835年）创建柏林大学后，大学乃普遍存在着坚持人文主义教育精神、强调教学与研究结合、追求真理的学术自由及重视通识性学术陶冶等精神。今天虽然在社会、经济、科技等快速变迁下，各国大学教育都纷纷朝向多元开放与自由竞争的方向发展，但大学应坚持其独特的“人文化成”精神与学术性格，才能在多变的时代潮流中成为传承与创造人类文化的中流砥柱。 根据上述大学教育的理想，我们可以理解大学教育为“以人文精神为内涵的专业教育”。显示此一特质都厥为所谓的“通识教育”。通识教育是大学教育中代表人文教育精神的一种形式，其目标在避免学校课程的过早分化与科间的壁垒，希望由提供学生“统整的知识”，进而培养“统整的人格”，亦即培养开朗的胸襟、广阔的视野及人文的器识。 通识教育的目的在使学生成为一个有教养、统一的知识及统一的人格的全人教育。这个目的并不因大学或学院的性质而有不同。早在1986年，美国荷姆斯小组所提的报告《明日的教师》中就指出通识教育对师资培育的重要性。当前师院仍以健全师资的培育为主要任务。所谓健全的师资应兼具经师与人师两项特质。从经师的角度上来看，所要培育的教师不仅要有正确的教育专业知识与丰富的学科知识，且须具有达观与通变的实践智能。所以在师院的师资培育课程中，通识教育实居于实践大学理想、统整各类课程，并导向于理想师资的关键地位。 （二）以教育家之陶冶作为师范教育之理想 笔者认为，应以教育家之陶冶作为师范教育之理想。“师范”两字原本蕴含“为国民之师，为社会之范”之义，这也说明了过去社会对于师范教育与教师形象的期望。今天，就算在自由、开放、多元的师资培育政策之下，传统的“师范”理想或许已不复存在，但是师范教育的功能或教育专业精神不应被缩减为教育专业知能，教育专业知能更不应被约成教育科目学分的总和。 教育要能成为一门专业在乎其专业精神、专业知能与专业伦理。这三项条件所蕴含的深层意义，就是勉励教育人员超越“教育专家”，而以“教育家”自我期许。“教育家”不仅要熟练教材教法，能统整各种教育原理与教育知识，更重要的是能在社会文化的经纬中，掌握教育的意义与价值，坚持教育的热情与努力，并能通观教育情境的需求，建立教育实践的方向和步骤，使教育本质与社会理想能逐渐趋于实践。这是教育进步与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关联，也是作为“教育家”的价值及尊严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