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教育研究的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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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中国教育报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4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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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领域和基本观点

      我国的教育学研究在过去一年里取得了很大成就。为梳理和总结2003年教育学研究的概况,把握教育学研究的新进展和新动向,课题组对2003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所刊载的学术论文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教育基本理论

      社会转型时期教育的定位

      剧烈的社会变革使教育面临着重新定位的问题,学者们主要从教育与市场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中国的公共教育体制正在经受市场的挑战,市场化运作形式已不同程度地介入到学校领域中,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集中反映了市场介入教育所产生的教育公益性与营利性之间的矛盾,教育改革的未来走向及其基本面貌,将取决于如何认识和解决这对矛盾,以及如何建立一种有效的协调和制约机制(劳凯声,第9期)。而且认为教育的公益性质并不必然排斥教育营利行为的存在。由于教育的非垄断性质,教育这种公共物品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私人物品或准私人物品来向社会提供,提供者可以是公益性机构,也可以是营利性机构(劳凯声,第5期)。

      教育学的学科体系

      有的学者从时代变迁和教育改革的角度出发,提出当前教育学理论的发展已经具有了转型和创新的特点(谢维和,第7期)。有的学者认为,创建中国的教育学学派有助于完善和发展我国的教育学科体系(易连云、杨昌勇,第8期)。更多的学者则是通过对教育学的反思表达了自己独到的、多样化的观点(黄济,第1期;陆有铨、迟艳杰,第10期;项贤明,第12期)。

      教育价值问题

      有学者回顾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教育价值取向,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教育价值取向的要求(桂建生,第10期)。还有多位学者选择了教育与生活的关系这个切入点,指出理想的教育应当是关注儿童、适应儿童、使儿童感受到幸福的教育(易连云,第10期;刘晓东,第11期;杨启亮,第3期)。

      教育创新研究

      有学者提出,教育创新要以“三个面向”为指针,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进行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的创新(顾明远,第1期)。有学者认为,教育创新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要确立正确的教育观和“教育大计,教师为本”的观念(袁贵仁,第2期)。还有学者分别从教育创新在推动教育改革和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中的巨大作用,以及教育创新与继承中国优秀教育传统、借鉴世界先进经验的关系等角度,论述教育创新的重要现实意义(毕诚、高宝立,第2期;于建福,第5期;)。

      人文教育

      有学者指出,人文教育是有多个维度的,需要立足于“人文”和“科学”的视野进行比较研究,并提出人文教育必须尊重、继承和回归中华人文的优秀传统的观点(张祥云,第8期)。有学者认为,需要从人学的视角对人进行审视和反思,从而发掘教育的真义(韩淑萍、姜德刚,第8期)。还有学者提出,教育“以人为本”不能只考虑如何提高人的生存能力,也要考虑如何增加人存在的意义,教育要关注人的存在(石中英,第7期)。

      教学与课程

      教学论与课程论的元研究

      教学论的元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从学科性质、研究取向、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基本概念等方面进行探讨。在教学论的学科性质上,认为它既不是纯思辨的理论学科,也不是处方式的应用学科,它要探讨的基本问题既包括做好教学这件事的行事依据,又涉及如何提高教和学的合理性与有效性,教学论与课程论之间的关系在目前是交叉的,但最终是整合的(杨小微,第4期)。在研究取向上,强调“文化—生活—哲学”是我国教学理论合理性重建的时代架构,教学生活实践研究和元教学理论研究是教学理论研究的应然趋向(郝志军,第8期)。有学者从“实践”观点对“教学活动”重新加以解读(孙喜亭,第2期)。也有学者重点对“现代教学”这一概念进行了探讨(王本陆,第2期)。在课程论的元研究方面,有学者指出,我国课程研究过多地趋向于书斋文化,主张课程研究必须结合实践,并且有效地服务于实践(杨启亮,第1期)。有学者分析了课程论转向后现代文化的话语生成方式及其理论困境,并从现实主义的课程探究实验出发,探讨走出理论困境的可能性(周勇,第5期)。有学者对各种不同的课程本质观进行了评析,并对课程本质研究作了方法论的思考(徐继存,第8期)。

      新课程的开发、实施、管理与评价

      研究者从多元的视角对课程的开发、实施、管理与评价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更为重要的是有的学者开始对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作出了一些批判性的反思。在课程开发方面,有学者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阐述了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应处理好一体化与族群、文化差异及学校课程多样化的关系(滕星,第10期)。校本课程开发的研究是一个重点,有的学者认为实践的课程范式为校本课程开发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复杂科学为它提供了思想基础(尹弘飚、靳玉乐,第7期)。有学者指出了我国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主要模式(王鉴,第9期)。有的则认为校本课程开发赋予教师新的使命和角色,教师必须完成自身角色的转换(傅建明,第1期)。在课程实施方面,有学者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特点、基本理念、教师指导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实施策略(田慧生,第11期)。有学者在对当前新课程在实验区试点实施情况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微观管理策略的角度提出了建议(张立昌,第10期)。

      决策与管理

      教育决策的科学化

      有的学者提出了“政策型研究者和研究型决策者”的概念,要求不断深化两种角色和文化之间的交流(袁振国,第1期)。把教育政策研究纳入教育科学研究领域的问题已经受到学者的关注,有的学者提出要变革与更新教育政策的观念,改变长期以来教育政策的“文本性”与“唯上性”,建构教育政策的科学观。(张乐天,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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