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124(2004)02-0019-08 毫无疑问，20世纪是科学的世纪，科学成为一切事物有无价值或价值高低的标尺，可以说，拥有科学就拥有了存在的合法性。为了不成为无用之学，教育学自然向科学靠拢，成为“教育科学”。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盛况：大批的“教育科学研究者”，栖身于“教育科学学院”，遵循着“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摆弄着“科学的教育”，生产出洋洋洒洒的“科研论文”。由此看来，教育科学似乎基础牢固，无懈可击。但胡塞尔的话又在我耳边轻轻响起：“绝不要以为我们的基础已经很好了。”于是，对教育科学的敲打，和敲打之后“教育学”的浮现成为我要面临的问题。 一、科学照看下的教育学 科学是个繁杂的概念，我们这里的科学更多的是从方法论而非具体方法的意义上来谈论的，即科学是倡导主客二分，追求知识的认识论或知识论，不是主客交融，寻求意义的存在论或生存论。由此，近代哲学的开启者笛卡尔和近代物理学的开创者牛顿就走在了一起；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重概念体系的哲学教育学，以梅伊曼、拉伊、桑代克为代表的重观察与实验的实证主义教育学，以及以奥康纳、赫斯特为代表的重语言分析的分析教育哲学就同属“科学”的门下。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分离，不同程度地保持价值中立，追求“客观性”、“确定性”、“实证性”、“精确性”、“有用性”是其共同的特征。借用《韦伯斯特新世界大词典》对科学的定义，可粗略地将教育科学定义为，教育科学是从确定教育（包括教育活动、教育机构与教育语言等）的性质和规律这一目的出发，通过观察、调查和实验而得到的系统的教育知识。 回视历史，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一个由牛顿的经典物理学范式引发和主导的革故鼎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所追求的不是“返朴归真”，而是“洗心革面”，求做赛先生。自然，同其他学科一样，先前重会通、求践行、立足于“怎样教”的“教育思想”，必然“进化”为重分别、求知识、立足于“什么是教育”的“教育学”，往内里讲，是教育科学。或者说，“教育学”的诞生其实就是“教育科学”的诞生，由此注定了“教育学”的厄运。 （一）从理论的层面看，科学主导了教育学的诞生和发展 1774年，德国大哲康德在柯尼斯堡首开“教育学讲座”，其讲义为《教育论》；1806年，德国另一哲人赫尔巴特出版了里程碑式的《普通教育学》，1835年，又出版《教育学讲授纲要》，明确提出教育学建构的两大基石：作为目的的实践哲学和作为手段的心理学，由此使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挤身科学的殿堂。 不过，很多学人并没有充分认识到“科学”在其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而往往将康氏和赫氏的教育学称为“哲学教育学”。国学大师王国维就认为：“自19世纪以来，教育学蔚然而成一科之学。溯其原始，则由德意志哲学之发达是已。当18世纪之末叶，行德（即康德——引者注）始由其严肃论之伦理学而说教育学，然而未有完全之系统。厥后，海尔巴德（即赫尔巴特——引者注）始由自己之哲学，而组织完全之教育学。同时，德国有名之哲学家，往往就教育学有所研究，而各有其哲学系统以创立自己之教育学。”[1]由此，王国维断言“夫哲学，教育学之母也”。不过，如作进一步分析，更贴切的表述是“夫科学，教育学之母也”。因为，哲学已科学化了。面对物理学的气焰，哲学家感到了耻辱，因为真正的哲学问题不能用物理学的方法来解答。由此，哲学家只好把它们搁在一旁，认定惟一值得探索的哲学题材就是对物理学所涉的事实作出沉思，也就是说，哲学只不过是“认识论”。康德也不例外，西班牙哲学家加塞尔言道：“康德是第一个彻底地采纳这种态度的哲学家。他对宇宙的大问题没有直接的兴趣，他只是像指挥交通的警察伸出了指挥之手，命令所有哲学交通马上停下来（这包括了26个世纪的形而上学思想）。他命令说：‘所有活动要搁置下来，直到我们能解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合成判断（并非由词义衍释而构成的判断命题）是怎样先验地（非由于后天经验）可能的？’这里，所谓‘先验的合成判断’，对康德来说就是物理学的内容——这门数理化的物理科学的基本素材。”[2]既然认识论的痕迹明显地体现在康德和赫尔巴特的哲学（自称是康德主义者），包括他们的实践哲学中，自然也体现在他们依此建构的教育学中。此后，以德国的梅伊曼和拉伊为代表的，真正重视观察、实验和验证的“实验教育学”也是遵循了认识论的路子，不同的是，他们依据了与科学更为紧密的经验论。在这里，尤其要注意的是，在赫氏依照科学认识论建立“教育学”之初，就埋下了日后分裂的种子。因为，随着科学的繁盛，除了心理学外，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纷纷出现，日益壮大，并不断进入教育领域当中，组成了蔚为大观的教育科学群。由此，在今天，“如果说某人在进行教育学研究，就必须要问一问他是在研究教育学的哪个专业领域或哪个更加细小的分支。说是教育学的研究者，实际上多是在研究一两门细小的分支”[3]。“教育学”的消失似乎成为事实。 （二）从实践的层面看，教育学的产生与师范教育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师范教育又与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所导致的对初级人才的大量需求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