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07）04—0108—10 一、问题的提出 生于晚清而活跃于民国的那一代中国学人，由于经历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和教育剧变，都无法摆脱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的心理纠结，无论他们是采取保守、激进还是折衷的文化立场。舒新城就是如此。 舒新城1893年出生在湘西溆浦县一个农民家庭，1898年入私塾，1907年考入鄜梁书院，在典型的传统乡村社会、文化氛围中接受了完整而系统的传统教育。从1908年开始，他又先后就读于溆浦县立高等小学、常德第二师范附设教员养成所，1917年毕业于湖南高等师范英文科，经历了新式学堂的各主要层阶。在他近20年的求学生涯中，中国的传统教育和刚刚起步的现代教育几乎平分秋色。其后，他又先后在福湘女学、湖南第一师范、附属于中国公学的上海吴淞中学、东南大学附中和成都高师等校任职，从事过新教育的教学、管理、实验、研究等方面的工作。他还通过游历、讲学，考察过中国很多地方的教育。因此，新、旧两种教育对于他来说，首先是一种经历，一种与个人发展历程紧紧相随的丰富人生体验。正如舒新城在《我和教育》一书的“叙”中所说： 我以为人的思想之所以如此如彼，除了他的思想能力是根据他的天禀而外，其余都是为时代的轮子所转移；所以一个人的思想，精密讲来，都是反映时代的镜子，我个人的生活在人群中，在中国社会上，当然是渺沧海之一粟，算不得什么。但是我所处的时代与环境却有很重大的意义与价值。这就是说，中国社会各方面都有最速的变迁，要从清末海通以来的近世算起；而近世中变迁最速的，又要算甲午之战以后：从那时起，在国际方面由闭关转向通商；在经济方面由农村自给渐入工业社会；在政治方面，由帝制转到民主；在教育方面由个别教育转到班级制，由私塾书院转到学校，由考试制转到学年制。至于社会思想的变迁更为复杂：自从忠君尊孔的中心思想打破而后，世界上的各种伦理学说，各种政治理想，各种社会主义，各种文艺思潮，都曾在中国智识阶级中占一席之地，而以民国八年“五四运动”以后的情形尤为复杂。我在此时代中最为幸运，几乎各方面的情形都曾耳闻目见或亲历其境。……在现代中国教育的舞台上，我曾冒充过各种各色的角儿，同时也曾做过各种各色的观客。[1] 作为民国时期屈指可数的著名教育史学家之一，舒新城深知一个学者的人生经历对于其学术思想的重要意义。所以，他除了为我们留下丰富的教育学、教育史著述之外，还撰写了他的教育生活自传——《我和教育——三十五年教育生活史（1893～1938）》，旨在“于表白自己关于教育的生活外，冀供给读者以三十五年间的一部分教育真实史料”[2]。这为我们在学术与人生的关联中解读其教育学术思想，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材料。 迄今为止，对教育学家舒新城展开过系统研究的，一为日本著名教育史家阿部洋的《中国近代学校史研究——清末にける近代学校制の成立过程》[3]；一为崔运武的《舒新城教育思想研究》[4]。二者都曾广泛涉猎舒新城的生活和教育活动，主题在其教育近代化思想或教育思想。后来出版的吕达、刘立德主编的《舒新城教育论著选》[5]，旨在弘扬舒新城献身教育、出版事业的精神，总结其在中小学课程和教科书编辑出版方面的遗产。他们对舒新城学术与人生间的张力关系均较少关注。 在阅读舒新城的教育著述过程中，我真切地感受到新、旧教育经验的矛盾和冲突作为一种思想底色，深深弥漫、渗透于其整个学术思考和创造之中。构成其学术人生第一阶段的道尔顿制研究，尤其如此。 二、新、旧两种教育经验所构成的思想底色 舒新城自幼即感受细腻、长于思考。上高小之初，他就以新奇的目光打量着“洋学堂”——这是舒新城在《我和教育》的第四章《县立高等小学》第一节的标题，原文就带着引号。这个“洋”字，自然是“不土”的意思。而对于他这个“土人”来说，“不土”也便意味着“陌生”、“疏离”以及由此而来的心理上的“不协”和“不适应”。且看他入学高小之初的内心感受： 学校对于我确是一件很新鲜的事……而最使我感到新鲜的，第一是师生的漠然：我的行李挑到门房之后，便由门房引去见监学。我见着监学，以长揖为礼，他只坐着点点头，也不问什么，只嘱门房指挥粗工将行李带到一定的寝室，摆上贴有我的姓名的床上，再由他领到一定的自修室中，占有一套贴有姓名的桌凳，他便去了，让我自由行动。那位监学姓甚名谁门房也不曾告诉我，我也始终忘记去问他。其他的教职员不曾见面，更无从知其姓名了。教师与学生之间好像是路人一般。第二，是少爷派头：我知道官家的子弟叫少爷，少爷是什么劳动的事情都要别人代作的，学校既把我们乡下的孩子们当作少爷看待，所以工人也特别多，除了门房、号房、厨房的等等工丁外，自修室、寝室也每两间有一个专人伺候，所有饮食起居的事情，凡属可以不必自己动作的，都由他们代劳——连饭都要人添。第三是起居的机械：无论什么地方，自讲堂、食堂、自修室、寝室会客室以至盥洗室、厕所都贴有若干条规则，一举一动都得顾忌着规则，好像没有规章就不能活下去一般。第四是学校和社会的隔绝：我是乡下孩子，当投考的时候，看见学堂门口挂着“学校重地，闲人免入”八个大字，就有点儿胆怯不敢进去；等到我进去之后，送我的工人因事再要进去看我，被门房拦住骂一顿，适我从旁边经过，虽然彼此见着了，但我心里非常不舒服，回想到后溪垅的情形，给我以无穷的感慨。此外还有许多不甚习惯的事，在当时虽然也感着新鲜，但时间稍久便也成为自然了。只有这几件事，多少年来还是不能习惯，还常常视为新鲜的事情。[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