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话语霸权到多元表达

——教学理念与教学行为发展轨迹的现实考察

作 者:
彭钢 

作者简介:
彭钢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副研究员 210003

原文出处:
教育科学研究

内容提要:

将教学理念的生成和发展,教学理念与教学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放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中进行考察和分析,描述教学理念与教学行为生成、发展及相互作用的三个特定阶段,对各时期主流性的教学理念进行涉入性、现场性的概括和分析。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3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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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0-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18X(2002)12-0012-05

      考察解放以来我国所流行的教学理念、教学理念与教学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发展轨迹,是一项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研究。我试图在我国经济、社会、教育发展的特定背景下,用“话语霸权”、“内在冲突”和“多元表达”三个概念来描述教学理念与教学行为的生成和发展。“文革十年”是非常特殊的十年,因而无法作为考察的对象。在以下的描述中,总体上我将采用一种叙事的方式,其中包括理性概括、分析和反思,大体上属于一种定性范畴的研究。

      一

      从1949年至1966年,我称之为教育学和教学论认识和理念的话语霸权阶段。这一阶段又称“十七年”,即解放以后到“文革”前这段时期,是为我国教育奠定今后发展基础的17年,也是我国教育学的改造与“苏化”的重要阶段。

      从教育学和教学论的认识和信念来看,这是全国一种思想和一个声音的时代,是教育教学理念与教育教学行为完全匹配与统一的时代。“十七年”中,我们对教育教学只有一种理解,只有一种认识,这就是前苏联的教育学、教学论思想,尤其是凯洛夫的教育学思想。尽管1956年后中苏关系发生了变化,1958年开始批判凯洛夫的《教育学》,并提出“中国教育学”的概念,但从1958年到1966年关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框架结构、基本性质、主要任务及教育学基本问题的探讨和讨论来看,都无法脱离凯洛夫教育学思想的轨道和樊篱,只不过是加入了一点中国当时的国情和本土化的东西而已。(注:郑金洲、瞿葆奎:《中国教育学百年》,第四部分:教育学的“中国化”(1956-1966),教育科学出版社,138-184页。)

      能够完成中国教育学的改造,能够使中国的教育教学思想“苏化”,能够使凯洛夫的教育学思想成为中国人的思想,绝不是偶然的。解放后,外部我们面对着强大的国外敌对势力的干涉和威胁,内部既面对着所谓的“阶级斗争”,又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任务,需要运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和资源,尤其是政治的手段和资源,保证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和集中,以捍卫和建设新中国。高度统一而集中的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种思想和行为的严格控制,同时又通过不断进行的政治运动来反复强化这种控制,从而逐步挤压了中国民众尤其是知识精英的思考空间和表达欲望,从政治和制度上保证了思想与行为的高度一致性。在当时这种特定的时代条件下,中国人不仅是对教育教学没有自己的思考,而且在其他各方面也同样面临着“不容思想”的境遇。

      解放后,我国一穷二白,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有足够的战争和政治的经验,缺少的是经济和建设的经验,因此迫切需要社会主义老大哥前苏联的援手。有相当一段时间,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在前苏联的直接支持、帮助和影响下开展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思想、模式、制度和体系等,均留下了前苏联的鲜明烙印,如大一统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牺牲轻工业加快重工业的建设,压缩消费强化积累,牺牲农村加快城市建设等,这就是著名的“苏联模式”。我国的学校教育也不例外,也是一种“苏联模式”,如高度统一集中的教育体系与教育模式,统一教学计划、统一教学大纲、统一教材、统一招生、统一考试,独立设置的三级师范教育体系,由普通高中教育、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所构成的中等教育体系等,中国的教育留下了鲜明的前苏联烙印。至今我国北方城市中的一些学校,仍然保留着一些解放后建成的非常典型的俄式教学楼。

      更重要的是,凯洛夫教育学思想本身,对当时的中国教育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思想启示与实际功用的双重价值,完全符合中国意识形态对学校教育的特定需要,完全符合当时中国对社会主义学校教育的认识和理解。凯洛夫是正宗的社会主义教育学体系的创始人。凯洛夫自己曾明确表示,他所主编的《教育学》是苏维埃的教育科学“是以先进的、革命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依据的”,是“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关于教育的学说和共产党有关教育问题的决议,研究和总结那些蓬勃发展着的教育经验”(注:凯洛夫主编:《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11页。),探讨共产主义教育的规律,建立适应苏联社会主义需要的苏维埃教育学。他的关于教育起源于劳动,教育的阶级性和历史性,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教育的社会作用,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发展的决定性意义,共产主义教育的目的、任务等教育学基本原理的阐述,鲜明地表达了社会主义学校教育的性质和特征,与资产阶级教育理论的经典论述完全不同。可以这么说,凯洛夫的教育学思想,是一种典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于教育的话语系统,是在当时条件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概括、总结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前苏联社会主义教育实践的重要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凯洛夫主编的两本《教育学》,均是在他担任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长和教育科学院院长的特定身份时出版的,这使他的教育教学思想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苏联的主流教育思想。在我国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彻底改造旧中国所遗留下来的教育烂摊子,建设和形成新的社会主义学校教育制度和体系,迫切需要一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话语系统,作为学校教育的意识形态来统一思想,指导和规范教育实践。因此,以凯洛夫的教育学思想为正宗和主流,几乎是唯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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