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德育实效性的论述，近年来时见报端，最近，它更成了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注：关于德育实效性的探讨，例如，可参见较早就作认真反思的孙学策的《德育实效问题引发的思考》，《人民教育》1996年第11期；2000年的研究概况，可参见瞿葆奎主编的《中国教育研究新进展·2000》，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08-315页。）笔者认为，德育实效性的有效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一些尚未涉及但又更为根本的问题之廓清。这里选取其中四题，通过对中外研究结果的比较，试图就此作一努力。 一、怎样认识德育的重要性？ 关于德育的重要性，国内外都有精当的表述。伦敦大学已故国际比较教育学家、科学家、哲学家约瑟·劳韦里斯在1978年曾经这样论及德育：它是“值得注意与研究的教育上第一号战略问题”。（注：转引自菲力蒲·孔布斯：《世界教育危机——八十年代的观点》（1985年），赵宝恒、李环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282页。）在我国，道德建设被视为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学校德育被看成是实施素质教育的灵魂，也已众所周知。当然，关于德育重要性的论述还有很多，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 德育为何被置于如此重要的地位，或者说应怎样来把握德育的重要性，这才是更需关注的。据香港学者李荣安的研究，当今世界各地对道德教育或价值教育的重视，或多或少是为一种危机意识所驱使的，而这种危机意识则又直接源于学生的品德问题，青少年的价值观念中有明显的个人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反社会倾向和暴力倾向。（注：李荣安：《现代化对东方传统伦理教育的影响》，《东方伦理道德与青少年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476-477页。）这并非孤证。另有学者也指出，诸如“伦理道德之日益败坏”等现象，已使“中外哲学或伦理学者益感道德重整与伦理重建之迫切性”。（注：廖春文：《哈伯玛斯的沟通伦理学及其对道德教育的启示》，《道德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1992年）论文集》，台湾花莲师范学院，抽印本第4页。）我们姑且称之为在德育的重要性问题上的“道德危机论”。 在把握德育的重要性问题上，同时还有一种研究取向在日益凸显。在1990年和1999年，我们指出，为了全面认识德育的重要性，除了应正视学生的品德问题之外，还需取这样一些维度，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需要，社会转型期的特点，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科技进步带来的新问题，以及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注：张人杰：《学校德育新论：中国大陆个案》，台湾《国教天地》1998年1月；《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社会学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9年第2期。）2000年底，中国教育学会举行的学术讨论会在这个问题上同样地从三方面作了如下的论证： ·国际上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 ·在国内社会生活中，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 ·中小学比较普遍和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教育思想不端正、德育工作比较薄弱和不能适应新形势的情况，致使中小学生在基本政治观念、品德行为和纪律法制观念方面，还存在着一些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注：参见谭细龙：《德育——素质教育的灵魂》（中国教育学会第13次学术讨论会综述），《中国教育学刊》2001年第1期，第14页。） 这一研究取向的更集中的体现，可见诸于2001年10月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这一《实施纲要》中，清楚地提出了关于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性的分析框架，而其特征则与上述两项研究是完全一致的，亦即说明的重点已从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的道德失范扩及当今的社会变迁。我们不妨称之为学校德育或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性问题上的“社会变迁论”。 “社会变迁论”与“道德危机论”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承认青少年的品德问题（或社会上的道德失范）在认识德育（或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性时所具有的作用，而在于承认这种作用有多大。在“社会变迁变”的分析框架中，确认这些问题的存在，只是把握德育（或公民道德建设）重要性的一项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就其他条件而言，《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所示的“三个面对”尤其值得注意：“面对社会经济成份、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的趋势，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增长，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道德建设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需要解决。”可见“社会变迁论”实际上是一种涵盖了“道德危机论”，但是视界更开阔、态度更积极、分析更深入，因而效果也会更好的逼近法。 令人遗憾的是，“社会变迁论”勾勒的分析框架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例如，在这种分析框架中，一般都将“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作为加强德育和公民道德建设的一项重要的考虑。我们还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新近强调：价值观是全球化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因为全球化虽然“首先是一个经济和金融的发展过程，同时还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然而更重要的是，全球化还是一种文化发展。”（注：［日］松浦晃一郎：《经济全球化能创造新文明的价值观吗？》，《教育展望》（中文版）2001年第4期。）墨西哥学者斯塔文哈根更尖锐地指出：如果认为经济全球化对个人的态度和价值观没有影响，那是“一种幼稚的想法”。（注：［墨西哥］鲁道夫·斯塔文哈根：《多文化世界的教育》，《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中文版），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22页。）几乎就在同时，我国教育界就全球化和入盟WTO环境中的教育应对开展了讨论。然而，在已经提出的种种教育对策中，最少见的正是德育方面的。对此可以给出的解释，不是松浦晃一郎的见解不能成立，而是对全球化过程中世界范围各种文化的“相互激荡”的漠视。好在这一讨论尚未结束，有心人是不会错失这一良机的，以进一步藉由“社会变迁论”提出的分析框架去把握德育的重要性，并且使分析框架本身也得到证验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