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人自由在教化中的地位

作 者:

作者简介:
金生鈜(1961-),男,甘肃兰州人,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道德教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教育哲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南京 邮编 210097

原文出处:
教育理论与实践

内容提要:

理性精神是实现个人自治和公共生活健康的保证。启蒙个人理性,培育公共理性精神是教化的使命。理性精神只有在个人自由中才能获得发展。教育因此必须成为学生学习自由、实践自由的实践。人的消极自由要求教育要免除任何的干预和强制,积极自由要求教育关怀个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创造。个人自由是教育必须保障的权利,是必须实现的一种教育状态的教育条件。只有保障和确立学生的个人自由,教育才能是人的发展的积极条件。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3 年 02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02)11-0001-05

      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提到,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冲突已成为我们时代理智上甚至道德上最主要的问题。(注:参照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M].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41页。关于理性主义的衰微的论述还可参照法兰克福学派的有关思想,如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M],还可参照陈振明著《法兰克福学派与科学技术哲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我们在面对理性危机、批判理性主义教育时,隐含着一种抛弃“理性”的危险,这使得我们的生活成为一种“怎么都行”的去价值的生存。我们的时代需要理性吗?如果我们的社会需要培育人的理性精神,需要培养理性的人,那么,教育将无法僭越运用理性于实践的个人自由。

      一、教化成就理性

      康德曾经说过,启蒙就是通过人们对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而摆脱蒙昧和被监护的状态。这种蒙昧和被监护的状态一部分来自于人们缺乏运用自己理性的勇气和决断。[1]尽管启蒙运动主张的普遍理性在今日受到深刻的反思,但是理性的运用是摆脱蒙昧和愚弄的方式是无法否认的。理性的自由、公开的运用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它更是社会的理性精神的确立。正是理性的公开运用是个人摆脱愚弄和奴役、发展整体的人性的方式,所以社会如何平等地保障理性的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当一个社会在制度和社会治理上把社会成员当作理性的思想者和行动者的时候,当一个人作为一个理性的、自治的存在而不是隶属于任何精神监护权威的时候,人才能获得自主性,社会的理性精神才能真正地得到张扬,个人生活和社会公共生活才能实现伦理上的健康。

      理性精神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在任何形式的行动中的目的、价值和意义,反思我们的动机和经验,提升我们实践的道德与智慧,使我们的行动合乎理性、合乎价值。理性促使个人有能力批判和质疑任何相遇的东西,使他能够反思自己的生活。我们通过理性获得一种经验的穿透力以及判断、质疑的勇气,从而可以克服任何的盲信和盲从,克服冲动和盲动,既制服外在的权力和暴力,又形成内在的自制和自治。

      事实上,我们处在相信和沉迷于感觉的时代,理性成为一个在一定意义上的贬义词。(注:现代人和后现代人对理性的批判其实恰恰意味着对理性的把握的需要。理性的模糊其实意味着现代人缺乏把握理性的理性。这不能不说是理性的危机。人的存在的实践目的意味着理性依然是人们珍视的价值。理性的问题是我们存在的问题。理性为我们的行为提供指导。它使实践真正成为价值目的的实现。)尽管如此,理性使生活的目的成为人对自身的生命承诺,它为人生提供一种约束性目的,构成我们正当行为的能力。理性是我们避免暴力威胁和权力压制的方式,因为理性的运用意味着理智和谦卑,意味着寻求合作和和谐,意味着负责和承当,也意味着平等和妥协。理性的人采取的是通过公开的讨论和辩论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他不能也不会用权势、暴力、恫吓和诱惑制服他人,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价值和观点,相反,理性的态度意味着一种平等交换意见和乐意向他人学习的态度,一种向他人承诺自己的道德责任的态度,一种承认不完美但寻求改进的态度。这些都是理性的运用所追求和所能实现的。理性主导着造福个人和造福社会的人生的实践。这难道不是教化所追求的吗?

      因此,培养理性是教化的使命。教化通过创造理性得以发展自由和机会,培育个人的理性精神,教化因此意味着理性的启蒙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人通过自由地运用理性而发展理性精神。

      现代教育把理性等同于工具性的认知智能,其结果就是训练人的工具职能,为现代技术化的社会制造“一个聪明的机器人”,人被当作技术社会的手段而训练,这样就扼杀了理性精神发展的机会。从根本上讲,教育着力于训练人对社会的适应性,怀疑、批判和创造的理性精神不再关注,因此,现代教育是反理性的。

      教育对人的工具化其实意味着人之为人的精神特性的失去。运用理性的自由一旦被遏制,这必然地伴随着人类的道德智慧和精神品质的衰落,也伴随着人面对自然而惊奇地认识品质的蜕变。人越来越成为隶属于某种大机器上的无关紧要的小部件,我们并不能理性地分析我们的行动的终极目的和意义,我们失去了改造世界和自我改造的价值理性,也失去了洞察实践的合理性的精神动力,我们只是随波逐流,我们不再运用启蒙最骄傲的批判传统对生活实践进行反思,(注:福柯说:“可以连接我们与启蒙的绳索不是忠实于某些教条,而是一种态度的复活——这种态度是一种哲学的气质,它可以描述为对我们的历史时代的永恒的批判。”见福柯.什么是启蒙,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M].三联书店,1998.433~444.)我们最终失去了理性赋予我们的责任,从而也使社会公共生活失去了理性。也许,我们的理性的衰退,恰恰是造成精神理想和生活价值不可追问和失落的原因。

      今天我们对教育重新提出理性的培养的任务,重新把教化看作是为了理性,其实是为了重新理解和解释人类一直所珍视的价值,在反思和批判中重新确立文化的理想,重新确立教育的崇高理想——引导人们追求卓越的精神品质。

      教育培育理性精神,目的在于让理性在人类事务中自由地发挥作用,这是社会公共生活健康和繁荣的关键。[2]

      二、教化成就自我

      教化在尊重个人理性的基础上促使人的精神的成长,它包含着精神培育的意蕴。在这个意义上,教化是成就我们每个人的自我,消除那些加之于个人的阻碍自我的反理性的东西,让人的自我充分地展现自我。

      精神的成长其实就是“变化”自己,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新的存在。人的“变化”意味着人永远不是一个物,不是一个事实性的存在,而是一种不断超越的过程——向着价值生存的意义超越。人总是走在成为人的路途上,他无法实现完善,但永远期待完善。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