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仁山是“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平原系列”小说反映着在社会变革中的农民“灵魂的震荡与洗礼”，传递着“乡村变迁的脚步声”，“向农民的生命意义、生存状态发出凝重的叩问和深情的呼唤”。他的《红月亮照常升起》就是一篇反映农民土地观念的变化更新、勇于开拓新型农业之路的好作品。在这篇小说中，他不仅保持着以往直面现实的勇气，而且还以前瞻性的眼光对中国农业的发展前景做了客观而充满诗意的预测，对尚处在萌芽状态中的却代表着农业未来走势的产业农业做了充满激情的描绘和展现。这篇小说发表以后，笔者曾撰文予以好评（见《作品与争鸣》2001年第5期），但也招来了许多批评和质疑。如宪之的《有根则实 无根则虚》（见《作品与争鸣》2001年第10期，以下简称宪文），还有翟满桂的《关仁山迷失在哪里？》（见《文艺报》2001年11月17日，以下简称翟文）。宪文主要对《红月亮照常升起》的生活基础进行质疑，认为“陶立式万亩生态示范田，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不是一个普通农家出身初出校门的女大学生单枪匹马所可问津的”。理由有三：其一：“万亩土地”的“征租集中，涉及千家万户的生存，如何实现？”这“万亩农场”所需的水、资金以及“各式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如何解决？”其二，“这样规模的农场，必须是一个有相当经营经验和社会活动能力的百万富翁，或者是由县一级的官方操办，才较有可行性”，而陶立是不行的。其三，“以生态农业的技术推广来看，一个‘肥’；一个‘虫’，她能够解决吗？”而翟文在宪文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引伸，她指出：“我们从关仁山这里只看到了当前农村前景无限美好的一面，而看不到当前‘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一面。可见，关仁山的这部中篇小说不但细节相当虚假，而且环境也不够典型”。所以翟文得出这样的结论：“关仁山违背了现实主义精神”，他“只是从一种理想出发，制造了陶立这种农村的‘成功人士’”。 在反驳观点之前，我们先有必要探索一下什么是现实主义精神。现实主义精神是现实主义作家在处理艺术与现实关系的一种原则精神，它制约着创作过程和作品的审美形象。它不仅要求作品真实地再现现实，而且要求“以热情为元素”，把对生活的愿望和理想展现出来。所以一个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家，不仅关注热爱生活，而且应该站在社会和时代的高度看取社会走势，把握时代脉向，同时将自己的审美体验审美激情灌注到审美形象中去，给人们以感染和鼓舞，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遗憾的是许多作家丢弃了这个精神和责任。而以关仁山等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家不仅注意摹写出形而下的生活形态，而且也揭示出形而上的对生活的理性思考。所以《红月亮照常升起》这部中篇小说是感性和理性、现实和理想的完美融合。 第一，它再现了生活的真实。关仁山一直生活在农村，近年来挂职在唐海县，当协管农业的副县长。而他所挂职的唐海县原本是大型国营柏各庄农场，机械化程度高，农业产业化进程快，这是一般的县所不能企及的。而这里的农民也早已不是传统农民，他们有着大产业工人的先进观念和管理大农业的成功经验。这里从未实行过小农式的承包模式，而一直是大机械化的联营生产。著名作家浩然曾数次来这里参观，对这里的农业发展赞不绝口，并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盛赞这里代表着中国农业发展的先进趋势。陶立就是诞生在这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即生活在这个大农业生产的环境中的农村新人。可见，宪文和翟文并不了解这个代表着中国农业未来的典型环境，而是用一般的小农经济的生存环境来衡定这个农业现代化的社会环境。可见，宪文和翟文是把对普通农村的“看法硬加在”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大环境中。 那么，《红》有没有创作原型呢？有的。关仁山曾在全国青年作家创作大会上的发言中谈到了《红》的创作体会。他是这样讲的：“去年秋天，我陪同电视台的人到一个农场一农家录像，这里新的产业农民生活使我们很震惊。家里有三层小楼，有健身房，台球室，网吧等等。这里的女主人是个年轻大学生，省农校毕业的，开着捷达轿车，说话穿戴，哪是农民？跟城市人一样。她使我们陌生，又使我们熟悉。为什么？因为她确是个农民，是承包着土地，拥有粮食加工厂的新农民。原先她有一个幸福大家庭，从来没有分家。她有哥两个，姐一个，与父母和爷爷一起过，老人是权威，一直是这片地方的榜样。可是过着过着瓦解了，哥们闹分家，不是由于别的矛盾，而是因为种地赔钱，一个哥哥上城打工，一个哥哥海外劳务输出到国外种地，父母和爷爷都随着城镇化建设举家搬进了县城，留在土地上的人是这个女孩，一个大学生。她与同伴搞生态产业农业，把过去大包干分到各家各户的土地统一租过来。别人家把土地当作股份投进来，上城搞三产，剩下的年轻人闯市场，打名牌，几年奋斗，硬是把天源格绿牌大米打向了日本的超级市场。我想入关后打天下的将是这样的农民。她笑着对我们说，最不应该当农民的却成了农民，本来是优秀的农民却离开了家园，被迫到城镇谋生，人们在不时变换着角色。我把这些生活写进了小说《红月亮照常升起》。正是这样的风雨，牵动我们每个人的乡土情绪。中国传统农民的最后消亡将是很悲壮的一幕，产业农民诞生也是让人兴奋的事情，我们有责任记录这个悲壮的瞬间。只要生活往前走，在熟悉的河床上永远能找到陌生的珍珠。”同时，关仁山作为一个副县长，他还跟着县委领导一起为农民解决各种问题。他说：“农产品闯名牌，我跟着去联系，打进韩国日本超市，县里安排我到山东寿光考察蔬菜生产，等等。我从内心深处感到，在乡村所经历和可能经历的最美好的事情，不仅仅对我的创作有用，对我的生活态度也有影响”。正是这种由生活所激发出来的创作情感，使他满怀激情地创作了《红》这篇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