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无疑是思想最解放、思维最活跃、理论最具创新性的时期之一。本文把1984年至1989年这一时段视为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发展与深化阶段”。问题在于，基于何种理由把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发展”时间“划定”在1984年？又出于哪种考虑把它的“深化”时间“框定”在1989年？在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发展史上，1984年之所以具有“发展”这一标志性意义，就在于童庆炳、钱中文等不仅明确提出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文学是审美的意识形态”这两大新理论命题，更重要的是还对其进行了初步的理论阐发；1989年之所以具有“深化”这一标志性意义，就在于钱中文、王元骧等把他们的新思考、新洞见进行了初步的知识化、系统化、教科书化。因此，1984、1989年是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进入“发展与深化”新阶段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两个时间“节点”。 本文拟以语境化与知识化这一双重视角为切点，以时间发生为脉络，以重点人物为对象，以基本理论问题为中心，对“发展与深化阶段(1984-1989)”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展开以下四个方面的尝试性探讨。 一 文学“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明确提出、初步阐发 1984年，童庆炳、“梁仲华们”、钱中文等在文学的“形象反映论”“特殊意识形态论”基础上，极其明确地提出了文学的“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并作了初步的理论阐发。 我们先来看谁或哪些人是“文学审美反映论”这一命题的明确提出者、初步的理论阐发者这一问题。 任何新理论都不会橫空出世，它们都有一个瓜熟蒂落的过程。如何理解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性？易健、王先霈等就此做了具有80年代初期特点即凸显审美特性的理论回答：“文学是社会生活整体的综合反映；文学是社会生活审美的反映；文学是社会生活形象的反映。”[1]其中对“文学是社会生活审美的反映”的论述颇有理论新见，因为它“开始将文学反映论与审美联系起来”[2]。就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而言，“文学是对现实的反映”这一理论“总题”经历了从“确立与巩固期”到“恢复与反思阶段”，再到“发展与深化阶段”这一“演进”过程：从“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的反映”到“文学是社会生活审美的反映”，再到“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的嬗变态势。 从我们所掌握的现有文献资料看，“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即“文学审美反映论”这一新命题的首个明确提出者、初步的理论阐发者是童庆炳，主要体现在他出版于1984年2月的《文学概论》(上)[3]。不过，并非童庆炳一人在1984年提出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这一新命题，其他代表性人物在1984年的相关论述同样值得我们认真探究。《文学概论》(简称“教研室本”)的实际执笔人为钟子翱、梁仲华、童庆炳[4]。国内学界在探究“文学审美反映论”的历史发生这一问题过程中，始终未能给予“教研室本”第一章第二节以及“梁仲华们”在其中所起作用以应有的关注[5]。概括地说，与“童本”“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这样新颖醒目的理论化标题相比，“教研室本”的标题即“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性”确实未能做到把创新性的理论思考“概念化”“标识化”“命题化”，但从二者所呈现的主要内容及论证思路等方面看，“研究室本”与“童本”的理论观点具有高度的“趋同性”，即二者都以审美的反映、富有个性特点和情感的反映来揭示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性。 公允地讲，现有研究论著对钱中文在“文学审美反映论”这一问题方面的理论贡献已做了充分且深入的探究。不过，有些论述不尽准确，还需要对其作更加准确的把握。比如《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一书这样写道：“80年代中期，文学‘审美反映’论文学观念终于诞生……1986年钱中文教授也提出文学‘审美反映’论。”[6]这段引文存在比较明显的疏漏之处，即钱中文提出“文学审美反映论”的确切时间是1984年而不是1986年。这一点可以从钱中文当年发表的相关论文中得到“印证”。比如，钱中文不仅明确提出了“文学创作不是一般的反映，而是审美的反映”这一新论断，同时还对其作了初步的理论阐发，我们不妨把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核心段落援引如下：“文学创作不是一般的反映，而是一种审美的反映……最后审美反映的丰富性在于它的具体性和主观性，即列宁所说‘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这个论点我以为是对反映论、对审美反映的出色表达。”[7] 我们再来看谁或哪些人是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这一理论命题的明确提出者、初步理论阐发者。如果说“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这一新命题首推童庆炳，那么“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这一新命题的提出非钱中文莫属。单从时间上看，江建文有关“文艺作为审美意识形态”“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零星论述确实要稍早于钱中文，但从理论问题的明确提出以及理论命题的明确指向来看，两人之间几乎不存在可比性，钱中文是当之无愧的最早明确提出者、初步的理论阐发者。 有学者认为，“钱中文则于1987年发表文章，直接提出‘审美意识形态论’的观念，从多方面作出了论证”[8]。实际情况是，钱中文在1984年就提出了“审美意识形态论”，并对其进行了初步的理论阐发。比如，钱中文认为，“文学艺术固然是一种意识形态，但这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文学艺术不仅是认识，而且也表现人们的感情、思想；审美的本性同样是文学的根本特性，缺乏这种审美的本性，也就不足以言文学艺术”[9]。显而易见，1984年的钱中文在探究文学本质时，不再秉持过去的认识本质论文学观，转而持“认识性与审美性”相统一的“双重本质”文学观。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是审美的意识形态”这一命题的提出是钱中文对“认识本质论”“审美本质论”这两种“单一论”或“唯一论”文学观“扬弃”后的新思考、新提炼。 如果说“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的反映”“文学是属于上层建筑的特殊意识形态”这两大“旧”理论命题以“形象”为轴心构建了一套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形象话语体系，那么“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文学是审美的意识形态”这两大“新”理论命题则以“审美”为轴心构建了一套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审美话语体系，“审美”已然取代了“形象”，成为了仅次于“反映”与“意识形态”的至关重要的关键词。毫不夸张地讲，1984年是初步构建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审美”话语体系的“元年”，童庆炳、钱中文等是构建这一新理论话语的真正开拓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