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我主编的《20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以下简称《心态史》）出版后，引起了国内一些学者的关注，既有樊骏、古远清、童庆炳等先生从鼓励后学的角度给予肯定，也有学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张直心先生，已就该书发表了三篇专文，第一篇见于2000年第二期《文学自由谈》，题目是《倾斜的天平》；第二篇见于2000年第四期《学术界》，题目为《评〈20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第三篇即发表于《文艺争鸣》2001年第五期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张直心先生表示：由于《心态史》的“优长已有一些识者指出”，故而他的几篇文章是专门针砭不足的。这是很可取的，相信无论对于读者还是对于我们作者，都是大有裨益的。稍觉遗憾的是，张先生的这三篇文章，内容大致相同，特别是第三文与第二文，除了题目及个别字句的改动之外，几乎是同一篇文章的重发。读了这几篇文章，深感张先生是抓住了《心态史》的某些重要不足的，当然，有些问题也还可以进一步探讨。念及本书已有包括张先生在内的学者们发表的十多篇不同看法的文章，已足可以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徒添文坛的躁乱，也就没打算再就此写什么文章了。 首先，我同意张先生关于该书“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批评。张先生的意思是：《心态史》既然是国家课题，自然就应该做出国家级的水平。国家级的标准虽然不太好说，但按我个人的想法，至少应做到自己满意，而就该书的现状来看，是连我自己也很不满意的。第一，虽然尽力从作家心态的多面性、复杂性、变异性以及政治、功利、宗派之类心态入手，探讨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经验，但在理论方面，仍有很大欠缺。究其原因，除了张先生所说的我们的“无力”之外，也还与另外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有关：一是限于客观条件，有些问题毕竟还是有所顾忌的；二是其中涉及许多在世的作家，心理分析的非实证性是很容易招致这样那样的麻烦的。事实上，有几家出版社，当初就是因上述担心，而拒绝接受这部书稿的。所以，我有时想：目前也许还不是完成这样一部著作的时候。正是鉴于该课题存在的风险，我当初对作者们的要求是：首先保证资料的客观性、丰富性，这样，即使缺乏理论深度，至少还可以因其资料性而有一定价值，还可以为他人的进一步研究打下点儿基础。第二，我虽在绪论中谈到作家的心态构成与主体的生理条件、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三个方面的因素有关，按照逻辑脉绪，其“心态史”亦应兼及三方面展开，而我们亦远远没有做到。虽在论及某一作家（如胡风、林语堂、谢冰心等）尽可能地有所顾及，但主要还是按社会文化心理的线索展开的。因为在实际写作过程中才发现，作家生理及自然环境两个方面，似乎本来就无“史”可言。叫人怀疑，“心态史”这一“元命题”本身，似乎就隐含着难以切近写作目标的无奈。故而从实际内容看，这部著作称之为《20世纪中国作家社会心态史》或许更为贴切，由此也许更可以看出本书的“盛名难副”了。还可以提及的一点是：我曾经收到一位学者的来信，批评我们忽视了对少数民族作家心态的分析，这自然亦可以说明《心态史》的“盛名难副”了。 我们之所以有勇气完成这一课题，亦如《后记》及《绪论》中提到的：中国已有大批现当代文学史、文艺思潮史问世，但尚少从史的角度，专注于作家特别是作家心灵历程的探讨，这至少是可以进一步尝试的，是有利于文学史研究领域的开拓的。另一个想法是：“20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这一命题，自觉还是有一定新意的，以此命题的著作，毕竟也还没有出现过。由此入手，可以弥补文学史研究的某些不足。比如中国的“文革”时期，由于正常的文学创作几近停止，通常的文学史似乎是没多少话好说的，故而大多较为简略，而在本书中，则恰是作为重点进行充分论述的。这样一部书稿，虽然还存在很多缺点，但我想，既然文学作品史、文艺思潮史可以有多种，这样的作家心态史，也是可以另出几种的。我们完成这部尝试之作的另一目的也正是在于：希望能够增强人们对于这一研究思路的兴趣，并期待着真正高水平的“作家心态史”的问世。 另有一些问题，愿提出来与张先生商讨。 一、张先生批评《心态史》“盛名难副”的第二重意思是：“作者惯于材料平面的罗列排比、不无简单化的分门别类，却拙于分析，更无力纵深地‘探讨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且概念抵牾，涵义不清，思想内哄，空泛偏颇，有着庸俗社会学的眼光等等。如上所述，在理论分析方面，《心态史》确有很大欠缺，但如张先生这样几乎是全盘否定式的批评，似也有失学术公正。张先生的具体批评意见是：《心态史》对作家心态类型的归类失当，导致“复杂多元的作家心态”因其“机械解析，剪不断，理更乱”。不知张先生想过没有，无论研究什么问题，除非你避开分类，只要分类，就必然会导致研究对象被“解析”的问题，因为每个事物都是复杂的、都是存在多面性的，何况是更为复杂且多变的作家心态呢。张先生这儿的批评，实际上涉及到至少从康德开始就为西方许多哲学家大为伤脑筋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否有效？康德当年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认为至少在他那个时代还不行，所以才寄希望于未来，才把他那本浅释《纯粹理性批判》的著作定名为《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而当今的情况是：历史虽又前进了两个多世纪，不仅仍未出现科学的形而上学，前景之渺茫甚至已使许多思想家为之绝望，所以才有了“解构主义”之类哲学思潮的产生。而概括归纳问题的方法，正是基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其局限也就是注定的了。但在人类尚未找到更为高级更为科学的思维方式的情况下，归纳分类的方法，在许多方面的研究中恐怕还是无法废除的。比如尽管苏东坡、辛弃疾的词中虽已不乏《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清平乐·茅檐低小》之类浅唱低吟之作，即便在《念奴娇·大江东去》、《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之类激昂之作中，也不无悲伤低沉意绪，但至今似乎还没人怀疑苏、辛在主导倾向上是“豪放派”的定论。《心态史》中将作家心态概括为“政治型”、“人文型”、“超然型”及“自责式”、“感恩式”之类“文革心态”类型，如同《心态史》行文中曾特别强调的，也只是依据作家的主导心理动机及创作活动的外在表现相对而言的。对此，我想张先生是应该理解的。张先生在批评文章中建议将“人文型心态”改为“自由主义”，因为前者“涵括面太大”，后者才更为贴切，而实际上，“自由主义”的涵括面不是更大吗？比如鲁迅可谓中国作家中最崇尚自由人格、最富有自由精神的作家之一，胡适也通常被视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徐志摩自己即标举自由主义，那么，是否可以将鲁迅、胡适、徐志摩等人归之为同一心态类型呢？而且，就算可以，那么，“自由主义”，不仍是一种分类意义的概括吗？用之于具体作家，不也存在着“复杂多元的作家心态被机械解析”“剪不断，理还乱”的弊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