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重说“纯文学” 有关“纯文学”的讨论，源自《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发表的李陀的访谈录《漫说“纯文学”》。李陀认为，出现于20世纪八十年代前期的“纯文学”的提法到八十年代后期得到普遍的赞同，到九十年代成为主流的文学概念，但它在近十年间对文学写作的影响不是很好。在九十年代，虽然“纯文学”在抵制商业化对文学的侵蚀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却没有以文学的独有方式对正在进行的巨大社会变革进行干预，尤其是“七十年代写作”的出现和“个人化写作”的张扬，更使文学与社会的脱节进一步加剧。似乎“个人化写作”不仅是一种与时代合拍的写作，而且是真正的纯粹的写作，这使九十年代大多数作家视野很窄，有种小家子气。李陀认为，在“纯文学”的问题上，作家们固然应该重新思索，而批评家更需要反省，要联系国际国内的大背景重新考虑这一观念，不能自缚手脚，主动放弃对社会重大问题发言的权利。 韩少功在《为“自我”而知恶》一文中，着重就“纯文学”中的“自我”的概念进行了论析。他认为一个真正闪耀着自我光彩的写作人往往是世界的投入者，而不是逃避者，甚至不是旁观者。吴炫指出：中国当代文论应提出文学穿越现实的“文学性”问题，不应该提“纯”与“不纯”。 总的来看，重说“纯文学”的各种看法，都紧密联系当下的文学现状有感而发，使这一研讨事实上成为对新时期文学过程、经验以及新世纪文学发展与走向的论说与畅想。 文学期刊现状引起关注 文学期刊是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的主要阵地，在当代文坛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巨大演进、文学自身的不断变化，文学期刊不仅风光不在，而且越来越步履维艰。据有关方面统计，全国的文学期刊约有800种，其中能维持生计的不足100种。大量的文学期刊亏本经营，入不敷出。有的文学期刊订数不断下跌，一直在停刊的边缘苦苦挣扎。 文学期刊的这种困窘现状，日益引起业内外人士的高度关注。2001年间，一些报刊发表文章论说文学期刊的现状，“新浪网”邀请20多家知名文学期刊主编论谈“文学期刊如何走出低迷”，有关文学期刊就“21世纪中国文学期刊市场化的进程”展开专题研讨。 谈论最多的话题，是文学期刊步入低迷状态的原因之所在。费勇认为：文学期刊的凋零，既在于家庭类、时尚类期刊的异军突起，瓜分了文学期刊的市场；又在于政府不再出资，办刊经费匮乏；但从根本上说，文学期刊的萎缩，“在于文学功能的缩窄，或者说，在于文学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还认为，文学期刊的衰落，不等于文学的衰落，许多文学期刊的“变脸”，可能意味着一个更加广阔的文学空间的到来。 《北京文学》执行副主编杨晓升认为，文学期刊的持续低迷，首先是一些文学期刊的办刊思路远离了读者，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惰性，使文学成了没有竞争压力、感受不到大众疾苦的悠闲品和奢侈品，这在一个以市场为轴心的时代，直接导致了读者的流失。其次是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中国民众很难看到作家深刻关注现实，传导民众情绪，用情感和心血凝成的振聋发聩的作品。许多作家热衷于个人化写作，作品远离现实，远离时代，远离大众。许多主编也认为，文学期刊的最大弊病，是刊物为作家而办，而非为读者所办。 谈到文学期刊如何走出低迷，不少文学期刊的主编都认为，必须要着眼于“变”，但在怎么“变”的问题上，看法又不尽一致。一些主编认为，文学期刊以文学为宗旨，而文学就是“阳春白雪”。在此前提下，“变”作家，“变”作品，保持文学的严肃性，决不迎合市场。另一些主编则认为，文学期刊的使命，应该是满足读者的审美需求，引领读者提高审美情趣。因此，应该向着适应市场，贴近读者的方向探索和演变。一些主编还就文学期刊如何由“编辑型”走向“经营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还有一些业内外人士对文学期刊的现状与前景抱达观看法，他们认为，市场、读者最终都会给出答案，经过优胜劣汰，文学期刊回归理性状态，走向正常发展将为期不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