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版）1996年第5期发表了邓晓芒的《鲁迅精神与新批判主义》一文，打出“新批判主义”的旗号，并引起讨论之后，2001年3月，邓晓芒的《新批判主义》一书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邓晓芒在《新批判主义》一书中，将新批判主义的宗旨归结为对五四精神的继承与超越，并愿与关注这个问题的同仁展开一些讨论。可以说，新批判主义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宛如激昂奋进的笛声，惊醒了伤怀恋旧、复古、回归和泛道德主义的迷梦。《新批判主义》一书，以长江后浪推前浪之势，发布了《继承五四，超越五四——新批判主义宣言》（《新批判主义·序》），对独立人格进行哲理性探寻，立足现实进行文化反思，绽开了中国知识分子锐意进取的思想之花。 一、“接着鲁迅往下讲”的批判精神 面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全盘否定五四的精神实质的新保守主义倾向，邓晓芒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新批判主义”。他认为五四精神的实质是一种文化自我批判精神，它以鲁迅为其最高代表，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从未有过的（《新批判主义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而“国内文化界的这场讨论恰好暴露出国人在思想的懒惰、不思进取和某种伤怀恋旧的情调，一种复古、回归和泛道德主义的思潮取代了严肃冷静的理性思考”。他以恰切的比喻切中其弊：“当人们众口一词地指责五四思想的浮躁时，自己却如同一个顽童拂去一盘下输了的棋一样，堕入了另一种情绪的浮躁”。 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创新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的发展。邓晓芒认为，新批判主义继承了20世纪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五四精神，从五四精神那里继承和发扬的最主要有三点： 第一，怀疑和批判的精神。这是新批判主义之所以称之为新“批判”主义的原因。五四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以现实为基地，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五四的怀疑、批判精神从现实生活的需要出发，也即是在民族危机、列强侵华的现实中，以“现在”、“今日”和“我”当下的处境为标准，去对一切传统进行毫不含糊的“价值重估”。这也是鲁迅所谓“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见《鲁迅全集》第1卷，第306页）的意思。胡适的“整理国故”的前提是一种“疑古”精神，但这种怀疑不是为后人诟病的“虚无主义”，而是立足现实处境，为人的生存寻求新路，包括为传统研究方法寻求新路。而“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决不是如保守主义所攻击的“脱离中国现实”，而是出于对中国现实的实质性理解。西方文化参照系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反省视角和怀疑冲动，而不研究西方，夜郎自大，沉醉在中国式的“酒神精神”和被美化的古代“桃花源”之中，才真正是脱离现实的白日梦。邓晓芒在《宣言》中的论述，充分体现了新批判主义对五四精神和中国国情的深切了解，是对改革中国现状的冷静、理智的思考。 邓晓芒认为，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最激烈最实在最致命的。鲁迅把传统文化归结为“吃人”，把中国五千年文明概括为“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循环交替。邓晓芒评论道：“特别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针见血的批判，指出他们不敢正视现实，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这都是极有见地的。鲁迅对当时的保守主义和‘国粹派’的批驳至今无人敢于正面回应，人们对付他的唯一办法就是不予理睬，我行我素”（《宣言》）。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切了解，邓晓芒将古今互相参照，使人更易于理解鲁迅的批判精神和他的“新批判主义”。他说：“现在任何人都会懂得，文化和文献不是一回事。鲁迅先生早就指出，古人写在纸上的是满篇仁义道德，背后透出的却是‘吃人’。试想一百年后人们看我们现在的历史，若是只读那些法律、法规和官样文章，必定会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是多么的清正廉明”。（《宣言》）。观今鉴古，确实发人深省。 第二，新批判主义特别突出以鲁迅为主要代表的自我忏悔精神，这种精神其实是五四批判精神的内化和深化。邓晓芒指出，鲁迅的反传统首先是针对自己的，是对自己身上传统毒素的无情的自我拷问、自我批判，而这历来被人们忽视。鲁迅的精神象征是游魂和毒蛇：“有一游魂，化为长蛇，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墓碣文》）。鲁迅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自己”，“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写在＜坟＞后面》）。邓晓芒所主张的“新批判主义”，就是要继承鲁迅精神，从现实出发，返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对自我的心灵进行深层的批判和反省。邓晓芒说：“鲁迅最早做过这一工作，但我所讲的心灵反省还不只是他所提出的国民性的批判和改造，而是要从国民性问题入手而进入到人性批判。”（第289页）这正是新批判主义“接着鲁迅往下讲”而对鲁迅有所超越的地方。 第三，新批判主义还从鲁迅那里吸取了越越进化论的思想资源，认识到进化论决不是什么可以依靠和依赖的“社会规律”，人类若不自己长进，的确会退化、堕落、灭绝。 正如站在巨人的肩头能望得更远，新批判主义在世纪之交的新时代，新环境中，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特别是鲁迅的批判精神的宝贵思想，“它理应比五四时期的这些思想更具深刻性和系统性”（《宣言》），这应该说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幸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