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中国历史生活发展中，新文学代表了一种积极进步的文化形态，属于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开拓力量。这最明显地表现在新文学一开始产生，就显示出直接地介入现实的品格。因此，文学的社会职责和功能一直受到重视。文学不是消遣品，不是孤芳自赏、自我表现的形式，甚至文学的使命并不属于文学自身的发展，而成为向更高境界前进的深刻时代动力。这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优点，同时也构成了它的缺点。很明显，几乎所有新文学的开拓者，都首先是一种社会的改革者，而不是以一种艺术的创造者出现在文坛上的。由于把文学看作是实现某种社会目的的手段和武器，所以文学及其理论批评就很难建立起自己的独立意志，而常常是依附于某种外在的目的而存在的。正是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新文学在主体意识上依然具有“被动”的一面，在它的发展中隐藏着多种多样来自外部和内部的障碍和缺失，而认识到这些障碍和缺失，无疑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现代文艺美学的必要前提。 一、“主义”的困惑——关于权力话语的诱惑与奴役 就中国百年来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发展状况来说，“主义”及其争论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从现实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一直在争论、解说和评判。也许中国的国民性中就有一种对“主义”的爱好，在文学批评中很多热闹的事都是围绕着某一种“主义”打转转的。长期以来，很多批评家所乐意干的一件事，就是提倡某一种“主义”，或者为某个“主义”辩解和辩护，尽管那个“主义”的真正内涵总是搞不太明确，搞不大清楚，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一个“主义”足以把大家的热情调动起来，意见统一起来。接下来批评家喜欢干的另一件事，就是用“主义”给作家创作下结论，并经常为此争论不休，你是现实主义，他是浪漫主义，某某是印象主义，张三是“意识流”，李四是魔幻主义等等，为此争吵的原因也大致有二：一是彼此的“主义”不一致，结果总是互不相让，非争个谁是谁非不可，谁一时占了上风，就成了某某的研究“权威”；二是彼此谁最先下的定义，这也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因为领先一步就有“开拓”意义，是一种荣耀和资本。 这是一种权力话语的诱惑。由此，文学界出现了许多“主义”的理论家和批评家，而很多作家被搞得晕头转向，拼命想否认自己是什么“主义”，但批评家并不在意，而且总是能够给他巧妙套上自己做好的“主义”帽子，使这个人无法辩解。既然批评家爱好“主义”，也就精于此道，过去、现在，以至于将来，总有许多作家会被无可奈何地戴上这个或那个“主义”的桂冠的。 话说开去，不管作家是否乐意接受批评家的这种馈赠，批评家这样做却决无恶意。批评家之所以如此热衷于谈论“主义”，是因为“主义”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权威，一种力量，一种号召力，所以“主义”能坑人，也更能保护人。如果能把某种文学现象提升到某个“主义”的高度，当然有开天辟地之功；而如果站在一个“主义”的旗下，自然批评也会气大声粗起来；因为有了“主义”，批评家的话自然背后有了支撑，代表了一群人，一个时代，或者一个普遍规律，虽然有人说是有点“拉大旗做虎皮”，或者“狐假虎威”，但是人们就是需要这张“虎皮”，这个“虎威”。因此，喜欢倡导“主义”，讨论“主义”，看起来是一种学术现象，其实背后还隐藏着某种普遍的文化心态，批评家总是喜欢用某种群体意识的表征——或者“主义”或者“潮流”——来保护自己脆弱的个性，宁肯隔靴搔痒，不敢脱离某种“主义”的庇护。 也许正因为如此，“主义”之争在中国文坛上从来没有停止过。中国现代文学几乎可以化为两个时代：一个是“主义”纷争的时代，这是在开放状态下进行的；另一个是“主义”划一的时代，这是封闭状态下的产物。“五四”新文学和新时期文学是处于开放状态下发展，文坛上关于“主义”的纷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很多批评家就因为提倡过什么“主义”或“原则”而沾沾自喜，在文坛上发红发紫，而只要看看当今文坛的状态就会看出，中国文坛接受和倡导“主义”的热潮仍在进行。 当然，在创作上有“万国主义”并非坏事，相反是件大好事；但是在文学批评上热衷于“主义”之争应另当别论，应该说，喜欢用“主义”来评论文学，是中国文学批评中一种传统的思维模式，它不仅导致了批评中很多简单化、公式化，以及不负责任的做法，而且也隔绝了批评与创作某种内在的沟通。因此，有抽象的定义而不讨论具体的艺术问题，重口号和“主义”，而不重视脚踏实地的理论建设，成为中国文学批评中根本弊端之一。在文坛上，进入了论争，尤其是最高层次的“主义”的论争，就会引人注目、出人头地，而踏踏实实研究一些具体文学现象和理论问题的人，反而可能遭到忽略。中国文学批评的许多遗憾都来源于此。尽管“主义”讨论了几十年，但是在真正的理论建设上的建树却寥寥无几，只是有关“主义”的论争将成为文学批评史上最重要的内容。 这无疑反映了中国文艺理论建设中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心态。而“主义”为什么会成为一种权力话语，则是值得讨论的一件事。文学是伴随着人类生活而产生，属于人类生命精神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本身就是人们内在要求的一种实现。忽视了这一点，或者说这一点受到了某种程序的压抑，文学的发展态势和价值标准自然就会产生变异，通过曲折的方式表现自己。但是，就中国整个社会条件来说，文学不可能脱离社会变革的功利目标而存在，这就为文学的工具化、武器化意识提供了文化空间。对此，我在这里不想举更多的事例来论述，而只想说明，由于整个中国文化体制的制约，中国现代文学不可能一下子获得自己自由发展和多种选择的广阔天地，它时刻受到来自外部和内部的牵制。于是，文学在接受外来文化过程中，很多清规戒律并非来自于现实，而是来自于一些自己设计的概念上的障碍，表面上是在防止各种各样的片面性，实际却限制了文学多样性的选择和自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