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机构用户，欢迎您！
20世纪美国教育哲学的发展对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注：黄济教授认为，“在旧中国的教育界，开始研究和讲授教育哲学一科，是在20世纪初。……杜威来中国讲学，对中国的教育界和教育科学的发展，影响很大。有的人也就从此开始研究教育哲学”，而且，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在国际上的影响极大，在旧中国搞教育哲学的人，很少不受它的影响。”（黄济著，《教育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足见20世纪美国教育哲学对中国教育哲学的巨大影响。）然而，从现有的一些教育哲学著述来看，中国教育哲学家对于美国教育哲学的认识主要集中在80年代之前一些主要的教育哲学流派上，对一百多年来美国教育哲学发展的历史缺乏总体把握。因此，本文以20世纪美国教育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些标志性事件为线索，将其大致划分为四个相对独立的阶段，对每一发展阶段的过程和特征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以便读者认识和理解20世纪美国教育哲学的发展历程。
dagogik als System)一书。（注：此书共分四个部分：导论部分说明“教育科学的性质与任务”，交代全书的逻辑结构；第一部分为“教育的一般概念”；第二部分为“教育的特殊要素”，研究教育活动中的个别问题；第三部分为“具体的教育思想体系”，研究若干历史上的教育思潮。从整个结构来看，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相差无几。）1886年，（注：国内的教育哲学著作普遍误以为“1894年”，在此更正。）美国教育家布莱克特(A.C.Brackett)将其翻译为英文，改名《教育哲学》(Philosophy of Education)。这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教育哲学”学科名称的由来。 由于美国的“教育哲学”来源于德国的“教育学”，所以有人就说“教育哲学”是“教育学的别名”，与教育学没有实质上的区别。（注：例如，我国当代教育哲学家王坤庆就在自己的教育哲学著作中称，“洛森克兰兹的《教育学的体系》，与今天人们所理解的教育学差别不大，与其说它是一部教育哲学著作，倒不如说它是一本系统的教育学著作”。（王坤庆著，《现代教育哲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有人还因此否认教育哲学的必要，认为“教育哲学”的诞生实在是翻译造成的误会，“教育哲学”就是“教育学”或“教育原理”。那么，《教育学的体系》究竟是怎样的著作？译者缘何改名？关于这本著作的性质，我想，把它看成是“哲学的教育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哲学的教育学”是德国教育学者克雷西玛尔(J.K.Kretschmar)于1921年创制的一个概念，与“科学的教育学”相区别，意指一切以哲学思辩为特征的教育学。有人将近代“教育科学化运动”之前的教育学通称为“哲学的教育学”。《教育学的体系》正是这种以哲学思辩为特征的教育学。这种“哲学的教育学”就其核心而言，是“对教育的哲学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把这种“哲学的教育学”译为“教育哲学”是完全可以的。只不过，这里的“教育哲学”正是后来分析教育哲学家所称谓的“规范教育哲学”。关于第二个问题，译者在前言中说：“人们普遍地感觉到需要一种真正的教育哲学，相信眼前的这本书能够满足这种需要。关于‘教学理论与实践’这个主题有许多有用的和有价值的著作，但是却没有一本完全称得上是真正的教育哲学的著作。一本著作要享有这个称号，不仅论述应该系统，它所有具体的观点也须拿到最高的哲学原理下加以检验。[1]可见，译者当时对什么是“真正的教育哲学”以及《教育学的体系》一书该不该译为《教育哲学》有着非常明确的看法。事实上，译者并未把“教育哲学”当成“教育学”的“别名”，而是将其看成对教育问题的“哲学的”论述。 尽管布莱克特对译著费了很大的心血，但并没有在美国教育哲学界产生多大影响，此后出版的一些重要教育哲学著作如霍恩(H.H.Home)的《教育哲学》（1904，被认为是美国本土的第一本教育哲学专著）、麦克文纳尔(J.V.Mac Venner)的《教育哲学教程纲要》(1912)和杜威(J.Dewey)的《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其副标题是“教育哲学导论”）均未提及此书。不过，在布莱克特的译著出版后几十年时间里，美国教育哲学发展得非常快，不仅出版了许多教育哲学著作，而且大学里也普遍地开设了教育哲学课程。其形式大致如索尔蒂斯(J.F.Soltis)所说：“20世纪前25年内，教育哲学的教学大概有三种形式：1)通过严肃的哲学思考提出一些教育原则，然后再用‘科学的方法’在实践中仔细检验这些原则。这种形式比较罕见。2)从赫尔巴特主义、实在论或理念论中引伸出一些教育原理或规则。这种形式不太罕见。3)比较常见的是布劳奈尔(Brauner)强烈批评的‘只是新闻观点与牢骚哲学’。”[2]这实际上是对当时的美国教育哲学状况进行批评，以便为后来美国教育哲学的学科化和专业化进行历史性的辩护。类似这样的观点还可以在20世纪中叶以后的其他教育哲学家那里见到。在这三种形式中，最重要的还是第一种形式，其代表人物就是杜威。从历史资料来看，杜威早在写作《民主主义与教育》之前，就经常从哲学的角度来分析和研究教育问题，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拿到教育实践中加以检验。1910-1911年，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讲授“哲学与教育的历史关系”一课。有理由认为，正是通过该课程的教授，杜威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教育哲学观：“‘教育哲学’并非把现成的观念从外面应用于起源与目的根本不同的实践体系；教育哲学不过是就当代社会的种种困难，明确地表述培养正确的理智的和道德的习惯的问题。所以，我们能给哲学下的最深刻的定义就是，哲学就是教育的最一般方面的理论。”[3]很显然，第一，杜威所理解的教育哲学是“社会哲学”之一种，是为了分析和回答现实社会对教育所提出的一些根本问题，因此是不能脱离社会和脱离实践的；第二，教育哲学并非是独立于哲学的学科，只不过是一般哲学在教育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应用”。杜威的教育哲学观对20世纪美国教育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教育哲学 这一时期，美国教育哲学发展的重大特征就是专业化倾向非常明显，以至于最后成立了教育哲学学会。教育哲学学会的成立，有着一个酝酿的过程。由于杜威的巨大影响，在这之前的教育哲学家都拒绝教育哲学的专业化。然而同时，在杜威的影响下，教育哲学教师的培训从来没有停止过。到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杜威及其同事们在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所培训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人遍布全国，大都在高等学校中获得了学术位置。当时，公立学校的数量也不断增长，教师教育计划需要大量教育哲学方面的教师。教育哲学家之间的彼此交流开始使用一些专门的语言，一些地区性的学会也建立起来。为了使教育哲学研究有更好的学术声誉，1940年，哥伦比亚师范学院的教育哲学家劳普(R.B.Raup)开始给一些人写信，表达自己对教育哲学研究现状的强烈不满，希望能够成立一个全国性和专业性的教育哲学学会。在他的奔波操劳下，“美国教育哲学学会”（Philosophy of Education Society in United States，简称PES）于1941年2月24日在新泽西州的大西洋城成立。劳普(R.Raup)任主席，布拉梅尔德(T.B.H.Brameld)任秘书，执行委员中还有斯坦福大学的托马斯(L.Thomas)、耶鲁大学的布鲁巴赫(J.Brubacher)。令人惊异的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些教育哲学家如威尔兹(J.L.Childs)、康茨(G.Counts)等人却未被选入执行委员会。公开的解释是，这些人的政治倾向过于明显，而成立教育哲学学会的目的在于加强教育哲学的专业化，因此不希望这些人留在学会领导岗位。但是，这只是一方面的原因或表面的原因，另一方面的或深层的原因在于，劳普本人在学术和政治取向上比较倾向于马克思主义，所以一些原来属于实用主义或进步主义阵营的教育哲学家包括戚尔兹在内都未能入选。相反，出版《通向共产主义的哲学之路》(1933)的布拉梅尔德则成了委员会的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