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6)04-131-08 1922年7月上旬，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济南举行第一届年会，讨论教育革新问题。到会人士共370余人，会议收到议案122件。会上胡适提出议案、丁文江等人附议，主张“凡初等学校(包括幼稚园)概不得有宗教教育(包括理论与仪式)”，[1] 获会议通过。从此，教育脱离宗教的影响控制逐渐成为教育界有识之士的共同主张。一年以后，少年中国学会上海和南京的会员在苏州召开会议，经过一番激烈争论之后达成妥协，通过了《苏州大会宣言》，制定了9条行动纲领。明确表示要“提倡民族性的教育，以培养爱国家、保种族的精神，反对丧失民族性的教会教育及近于侵略的文化政策”，[2] 将教育脱离宗教控制的思想发展为反对教会教育的国家主义教育主张。1924年10月15日，全国教育联合会第十届年会在开封开幕，共有19个省区的代表出席会议。与会代表提出《取缔外人在国内办理教育事业案》和《学校内不得传布宗教案》两项议案，获大会表决通过。自是，教会教育权问题成为中国教育家共同关注的严重问题。在教育家提出的“民族主义”教育主张启示下，1924年4月22日，广州圣三一学校(The Anglian Trinity College)发生学潮。之后数年，教会学校学潮不断。1925年11月16日，北洋政府正式颁布《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规定外人在华办学须经中国教育行政官厅认可，学校行政领导与董事会须以中国人为主，不得以传播宗教为宗旨。[3] 北洋政府的官方行为与连绵不断的学潮及教育家的思想主张互激互励，彼此推动，促成了长达数年之久的收回教会教育权运动的开展，使教会学校面临自近代以来最为严重的生存危机。 教会教育在近代中国的影响至大且深，因而收回教育权运动对近代中国教育所产生的作用非同小可。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认为，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反帝”思想指导下对于教会教育的终结行为，正是肇端于北洋时期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的收回教育权运动。这场运动的成因极其复杂，广泛涉及政治、外交、教育、宗教以及国内社会思潮等各个层面，既有外部条件的刺激，又有内在因素的推进。中外学术界曾经就此展开讨论，但研究尚不充分。国内既有研究一般着力于从教会教育方面去寻找原因，如《中国教育发展史》的作者认为，“收回教育权运动主要是由于教会教育的恶性膨胀而引发的”。[4] 这一结论明显缺乏说服力，因为教会教育在民国初年虽有长足发展，却从来没有发展到“恶性膨胀”的程度，因而仅从教会教育发展角度思考问题将难以对运动的发生作出合理解释。国外学者则偏重于从教育与宗教关系的角度寻找原因。如美国学者鲁珍晞(Jessie Gregory Lutz)所著《中国与基督教大学1850-1950》一书，引证范源廉、胡适、蔡元培等人有关教育独立于政治及宗教的主张，证明收回教育权运动的思想驱动来自西方近代教育理念。鲁珍晞虽然注意到了教会方面所作有关基督教在华教育调查对中国反教人士产生的刺激，但语焉不详，对于当时中国社会酝酿并迅速扩展的民族主义情绪及其与苏俄革命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也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故其对运动原因的解释，还停留在相对表浅的层面。[5] 本文拟从民族主义与收回教育权运动关系的角度，对此问题作一新的诠释。 一、“西方病夫”崛起与“东亚病夫”的反应 1924年初，国内不少报刊转载了一份来自莫斯科的关于土耳其事变的公报，报道了土耳其政府关闭外国学校的消息。不久，《向导》周报刊登陈独秀所撰《土耳其放逐教主》一文，披露了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三则电文，报道了土耳其事态的进展： “3月2日君士坦丁堡电：本日国民党讨论重要议案：1.废教主，2.废宗教部，3.废宗教学校。第一案规定取消教主职位，于10日内永远驱逐教主及其眷属于土耳其境外，没收其宫室，以大多数通过，提交国会。3日电：国会已通过废教主议案，安戈拉政府命君士坦丁总督于10日内执行。4日电：国会开会时，基玛尔将军演说极言政教分立、教育统一、澄清司法之必要，除少数宗教党及保守党外，皆欢呼不置；废教主案全数通过；基玛尔将军建议教主眷属妇女免加放逐，亦经众否决。4日晨，君士坦丁总督率同警察赴教主宫，向教主宣读废位文，即令离境，教主旋率眷属起身往瑞士。” 陈独秀在披露以上电文之后评论说：土耳其政府这一“伟大举动”，是自复国以来土耳其国民党长期宣传运动的结果。废逐教主的理由不但涉及教育，也关系政治，因为教主及其拥戴者始终“勾结英国帝国主义”，想推翻安戈拉革命政府，所以废教运动深得民心。陈独秀介绍土耳其革命的目的在于引喻中土、启迪国人，因而他在文章结尾处用鼓动性的语言写道：“以前尝有人说，东方有两个老大病夫，一是土耳其，一是中国。土耳其年来的伟大举动——一是毅然决然联络苏俄恢复国土并否认列强的治外法权，一是此次毅然决然驱逐教主——已经证明他不是老大病夫了。而我们中国还俯伏在列强军阀及礼教的势力之下，今后能否改变老大病夫的现状，改造后的中国国民党至少要负一半责任。”[6] 土耳其驱逐教主、关闭外国学校的消息极大地刺激了亟于争取国家民族独立的国人的民族情感。因为在一般国人心目中，土耳其与中国一样，都是曾经在历史上盛极一时但又国运衰落了的帝国，两国的历史文化具有某种程度的可比性。土耳其能够做到的事，中国也应该能够做到。广州学生在一份宣言中以土耳其的事件为例放声呼吁：“西方病夫土耳其人民，已经起来大声疾呼收回教育权了。东方病夫的中国人呀！速醒、速起！”[7] 教育界人士亦发表文章鼓动说：“土耳其的学校已收归自办了，而谓我中华民族的教育不应该脱离教会势力吗？而谓我中华民族的教育不能脱离教会势力吗？”[8] 在报道土耳其事件的同时，国内各报刊就奉天收回教育权运动所作的报道，对内地教会学校学潮的普遍兴起以及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开展，亦起到了催化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