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19)02-0014-13 两百年前，“比较教育之父”马克-安托万·朱利安(Marc-Antoine Julian)发表《比较教育的研究和初步意见》，拉开了比较教育的时代序幕。进入21世纪，比较教育迎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与全球化的急速扩张冲破了地区界限，教育不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事业，教育政策转移问题成为比较教育研究中一个重要内容。 牛津大学的大卫·菲利普斯(David Phillips)和金伯利·奥克斯(Kimberly Ochs)就如何学习借鉴外国教育政策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套教育政策借鉴理论，为教育政策转移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然而在国际教育合作与竞争日益频繁的今天，这一教育政策借鉴理论是否仍能涵盖教育政策转移的全部内容？教育政策转移主体是否发生了变化？作为教育政策的不同参与主体，如何才能真正实现教育政策的顺利转移？应该基于哪种认识论基础指导教育政策转移的研究？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回答。正因为该理论承载的重要性之大，更需要对此进行不断地完善，才能有效推动教育政策转移的发展。当前，教育政策的转移已不再局限于教育借鉴与输入的单向传输，各国开始尝试将自己的教育经验主动分享和引荐到其他国家，教育政策输出由此而生，并搭着教育全球化与国际化的“便车”获得了快速发展，成为了比较教育中与教育政策输入同等重要的研究对象。由于与教育政策输入者所处地位不同，教育政策输出者在推动教育政策转移过程中也有应遵循的独特路径。另外，不同认识论基础也会影响教育政策转移的方向和成效。这些都是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研究议题。 一、推动教育政策转移是比较教育研究的使命 20世纪90年代，学者戴维·道洛维茨(David Dolowitz)和戴维·马什(David Marsh)最早提出“政策转移”(Policy Transfer)①的概念，即“在某一特定时间和空间的政策、行政部署或制度被借用来发展另一时空的政策、行政部署或制度”。[1]政策转移又被细分为政策借鉴或输入(Policy Borrowing)和政策贷出或输出(Policy Lending)两部分，政策转移能力的强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政策国际化的程度。教育政策转移，指经过文献研究和实地考察，一国通过教育政策输入，另一国通过教育政策输出，共同将一项教育政策经过改造和调整纳入到输入国教育战略并付诸实施的双向互动过程。 比较教育是实现教育政策转移的前提，推进教育政策转移是比较教育研究的应有之义。事实上，比较教育从其创立之始就被视为实现教育政策转移和推动教育改革的重要工具。19世纪，朱利安把比较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改良与道德改善的工具，期望通过教育体制改革为法国资本主义制度服务；同时代的维克多·库森(Victor Cousin)和贺拉斯·曼(Horace Mann)之所以学习普鲁士教育，目的也是为本国教育改革提供可资借鉴的先进经验。正如库森所说，“我研究的是普鲁士，而我思考的始终是法兰西。”[2]进入20世纪，比较教育学者更加重视对外国教育经验的学习。艾萨克·康德尔(Issac，L.Kandel)认为，尽管比较教育的任务在于发现外国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和在特定背景中的解决方案，但最终目的还是借鉴别国经验，改善本国乃至全世界的教育；尼古拉斯·汉斯(Nicholas Hans)直接把比较教育看作是一门应用性学科，认为“比较教育应该对本国传统教育体制的改革具有实用价值(a utilitarian value)”。[3]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乔治·贝雷迪(George，Z.F.Bereday)和埃德蒙·金(Edmund，J.King)为代表的学者进一步强调了比较教育研究对本国教育改革和教育规划的重要作用。哈罗德·诺亚(Harold,J.Noah)强调，熟悉和理解别国在教育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途径可以帮助各国打破教育体系旧格局，让他们从企图做出些许简单改动就能改善教育的白日梦中清醒过来，这充分体现了比较研究的实践性色彩。[4] 在我国，也早有学者意识到了这一点。王承绪、朱勃和顾明远编写的《比较教育》一书指出，比较教育“要研究当代外国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找出教育发展的共同规律和发展趋势，以作为本国教育的借鉴”。[5]顾明远和薛理银还将比较教育研究的政策功能细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政策制定，即基于本国教育问题选择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外国教育制度制定本国的教育政策；第二，政策辩护，指从理论或实践上为事先设定的教育决策行为提供解释，使决策者和大众之间达成新的共识；第三，政策批评，意在作为独立于决策阶层和公众的社会力量，鉴别和批评现有政策的是与非。[6] 虽然在比较教育发展初期就已经出现了教育政策转移的萌芽，然而21世纪以前的教育政策转移主要是以教育政策借鉴与输入为主的，且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零散的教育政策转移框架已经不能满足现实需要，教育政策转移再一次成为比较教育研究的热点。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如哥伦比亚大学的吉塔·斯坦纳-卡姆西(Gita Steiner-Khamsi)与牛津大学的菲利普斯和奥克斯。吉塔在《比较教育的政治性与经济性》(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Comparison)一文中指出，比较作为一种方法可以有效克服方法论中狭隘的国家主义和地方主义倾向；作为制定政策议程的工具，它又能在政策借鉴和政策贷出中发挥作用。她分析了教育政策转移过程中蕴含的政治性和经济性因素，呼吁在国内教育改革研究中引入全球视角，进而推进政策研究的国际化。[7]菲利普斯和奥克斯则建构了一套教育政策借鉴四阶段理论模型(Four Stages of Policy Borrowing in Education)，[8]被认为是对教育政策借鉴进行分析的有效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