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02)02-0049-06 齐格蒙·鲍曼指出：“现代性的展开就是一个从荒野文化向园艺文化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开始于17世纪，到19世纪初，在欧洲半岛的西端，它已大体完成。”在实现这一转换过程当中，一个新的角色——园丁出现了，它取代了“猎场看守者”，由此开始，人类进入了一个由理性来设计、规划并维持秩序的时代。（注：参见齐格蒙·鲍曼著.洪涛译.立法者与阐释者[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作为理性的代言人——知识精英与理性的化身——国家便责无旁贷地承负了“园丁”这一历史角色，它广泛地介入甚至凌驾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此，那种顺合自然习性使芸芸众生不受干扰地自我繁衍的“荒野文化”没落了，一种新的“园艺文化”以“科学”作为合法性话语、以“技术”（不仅是征服自然的技术而且包括对人的规训技术）为得心应手的工具，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宰资源并内化为一种与人的本质相背离的异己力量。尤其是在教育领域，“园丁”甚至已不再是一种隐喻，而几乎成为一个“教育者”的同义词。在纯粹认知的和抽象逻辑的知识传递、讲求经济、效率、秩序的技术理性规训的遮蔽下，个人的自然需要、对自我和社会意义的理解与感受等等渐渐被排斥于主流的教育理论话语之外，加之政治、经济、社会等外在于教育自身的场域逻辑的强行介入，教育为“人”而存在，并作为个体生命自然的舒展、生命的动感和勃发的生机与活力的具体展现形式，就更加难以寻觅其踪了。的确，在园艺文化的熏陶之下，理性不仅成为判断知识的合法性的基本准则，甚至也是矫正人的曲直的唯一尺度，它在塑造了教育者作为园丁角色的同时，也把教育对象化约为具有普遍人性、受动的、单一的知识人，从此在荒野文化下人的多样性、复杂性、由自然的冲动所引起的混乱无序以及创造的活力不复存在，进而衍生出现代教育中的一系列无法消弭的悖论：针对“人”而展开的教育样式与人的失落、工具理性下的教育效率获求与人的创造活力的枯竭、用知识建构起来的一个不失精致而抽象的教育世界与真实的生活世界的被遮蔽…… 总之，特别是由赫尔巴特始，自从教育理论与实践被纳入到科学化的不归之途，荒野文化中的一种原始生命意识也就日渐淡漠了，在由社会目的到方法技术的理性探寻过程中，恰恰是作为教育中的实存——个体的人也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情形伴随着整个现代性危机的渐渐浮现出水面，也开始逐步为人所指责，甚至引发了人们对教育本初状态的追问。 一 教育的生命意识是什么？早在近代启蒙运动之肇始的卢梭就主张，教育与生命同步开始，强调被教育者是一个有着各种需要和正在不断成长发展起来的生命体。教育的基本目的就是要顺应人的本性及其自然发展的需要。显然，在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观之下，他所要培养出来的既非传统社会屈服于宗教信仰之下的上帝的子民，也非在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观下，以适应和改造社会为鹄的民主社会的公民，不是一个永恒主义所谓的博古通今、富有理智和高尚情趣的百科全书式人物，更不是斯宾塞的用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已为幸福生活作好准备的职业者，而仅仅是一个“人”。正如他所说的，“不管我的学生将来想要在军队、或教堂，或法庭里供职，这对我无多大关系。……当他离开我时，我可向你保证，他不将是一个官吏，一个军人，或者一个牧师；他将是一个人。凡一切适宜于人的，他会敏捷地学了起来，而且不比别人差。”（注：卢棱.爱弥尔[M].张焕庭.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98,96.） 然而，卢梭的自然主义并不够彻底，他无法将自然的人从其所赖以寄身的国家、民族和社会中摆脱出来，因而，最终还是一个战栗于“国家伟大力量”之下的有“真才实德”的“道德共和国”公民。”（注：卢梭.关于波兰政治的筹议[A].张焕庭.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C].1993.139.）换言之，卢梭所谓的“人”还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他虽然是作为自然的生命存在，但他不是具体的、并且有着独特生命个体意义的人，而是一个道德理想王国中的至善的人。因此，这种唯实论意义上的生命最终还是没有脱离道德理性的约制，故而，撇开他的教育过程，单从结果而言，我们还不能说他是真正意义的生命意识的领悟者。 在与理性主义勃勃的雄心和伟大的抱负相形之下，卢梭的声音没有爱尔维修的“教育万能”那样的强劲有力，虽然他是一个相对清醒的先知先觉者。 理性主义认为教育能够重新塑造人的生命和精神，改变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这一信条成为18世纪以后一直到20世纪中叶整个西方教育话语的中心。然而，其雄心终于因为戕害了无数生命的两次大战而遭受重创。两次惨绝人寰的大战启示人们，理性所淬炼出来的科学和技术，并不能再造生命，甚至不能拯救人的生命，它虽然把人们从宗教虔信的枷锁中解救出来，甚至也的确为人类的现世生活带来舒适和身体上的健康，但在此同时它也让生命失去了精神依皈，人类所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人类自身的理性，而在此理性代表着整体的划一、代表着确定性、以及由因果关系的链条决定着的依靠人的理智所能揭示的自然秩序。正是人在依皈于自己所营造的理性这一新的上帝之后，人们用理性的尺度又区分出种族的优与劣、文明与野蛮之别，而拒绝生命的平等，为此，他们甚至可以以此作为实施灭绝种族的借口，而面对生命的毁灭他们的理性所展示的冷酷、残忍和机械又那么令人发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