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469(2008)03-0024-05 作为西方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运动和社会思潮的女性主义，涵盖了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实践两大范畴。女性主义理论以性别差异和不平等的根源、结果和解决途径的理论假说为基础，为女性主义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又提供了基于女性价值的理解世界、理解生活的一种新的方式。女性主义实践是为妇女争取与男性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平等权利，将自身从父权制文化和制度的压迫和从属地位解放出来进行的斗争。[1]女性主义理论指导了实践(女权运动)，又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批判和发展，并最终成为世界性的政治社会文化思潮。 在第二次女性主义的浪潮中，教育领域凸显，成为女性主义者检视自己的结构性束缚，摆脱其自身附属地位及一元中心主义的着力点，同时也为解释女性所处的不利生存境域和寻求向未来解放的可行途径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和知识上的储备。敏锐的学院派女性主义教育学者分析了由生理性别(sex)向社会性别(gender)这一逐渐明朗的变量，重新审视父权制教育体制中的一系列教育因素，包括课程、师生关系、教育目的、教育资源的分配及两性在教育中获得自身发展的条件与机会，使原本边缘化或者隐讳化的议题有了更高的研究起点。 女性主义教育(feminist education)主要指用女性的独特视角来体验、考察教育问题，包括妇女对教育的要求、理解和女性思维中的教育问题；她们常用的研究方法及方法论特色；女性解放的途径。[2]与女性主义教育自身的思想基础相一致，女性主义教育也呈现众多流派，复杂庞大的研究体系显现不同的走向，并由此框定出不同的分析模式：与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压迫与被压迫矛盾论有深刻渊源的解放分析模式；以吉里根(Gilligan)女性独特的感知特质来认识自己与世界关联为理论根基的性别分析模式；受反权威、反中心、结构抽象话语、消除同一性的深重影响的后现代主义分析模式。女性主义教育以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鲜明的研究主题和富有个性的研究对象，使其影响越来越大。[3] 以流派、分析模式和方法论来研究女性主义教育在廓清我们对女性主义教育的认识，梳理其发展脉络和轨迹，明晰女性经验在知识构成中的价值与作用，促进女性主义教育实践开展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同时，女性主义不仅仅对学术界，而且对科学界的主流科学也进行了批判与重建。她们试图构建起以女性的生活和经验作为认识来源的认识论和科学方案，以消除科学中的性别偏向和男性中心主义，这样女性主义研究的外延就被扩大，研究的范畴就会出现交集和重叠地带，我们也需要站在一个理论的高地重新思考、归类女性主义教育思潮。理论工作者需要向概念框架(如结构功能主义和家庭发展理论)提出诉求，概念性框架通过对理论的陈述——这种理论化的陈述包括作为一种研究方式的研究成果，还包括发展学术自我审视和重新评价的传统，为检验社会形式指明了一个方向。如果缺少了概念框架，就限制了对女性教育中持续不断的知识实践范式的思考，对知识、社会变迁和实践之间的关系的理解是女性主义职业目标顺利实现所必不可少的。 这个概念框架就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的范式理论，[4]范式是一种基于支持共同假设的逻辑思考方式的思维框架。女性主义教育体系庞大、流派众多，但它们的议题范围是相互关联的，教育主旨也异中有同。归纳起来，女性主义教育主要有以下四种研究范式：二元因素分析研究范式、世界体系理论研究范式、知识实践研究范式、后现代主义研究范式。 一、二元因素分析研究范式 二元是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双重的对立与隔离，二元平等就是摆脱一元中心主义的霸权地位，使女性自然的权利、公平和民主得到关注，她们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利来实现本我的自治，实现女性在政治、经济、社会、就业等现实境域中的权利，二元平等的研究框架打破教育中性别隔离的藩篱，实现男女生平等的入学机会，平等地参与学校生活，获得学业上平等的期望值与信任感。自由女性主义教育和激进女性主义教育研究倾向于二元平等的研究范畴。自由女性主义把性别作为一系列不平等的根源，在她们看来学校中性别的不平等是由一系列复杂的原因引发的，如偏见、传统的价值观念、恰当体制的缺失及结构方面的障碍。[5]而现实两性在理性上的差异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和法律的不公正，他们在申述自己的教育主张之时，更多关注的是女生的认知能力、非智力因素差异与学业成绩的关系；打破学校在性别化社会过程中性别刻板印象，揭示了学校隐形课程向女生传达负面信息的影响。[6]激进女性主义把学校教育中的不平等归咎于男性权利和男性主导的权利关系，这样造成了男性主导、女性从属的二元性。[7] 激进的女性主义教育是以激进主义为理论基础，受到妇女解放运动和人权运动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它发端于反传统、反文化、反客观、反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颇为流行的激进的20世纪60年代，因此，激进是其独特的文化特征。S.费尔斯通在其1970年发表的《性别辨正法》中就用了大量的性别、阶级和革命的术语来阐释自己的见解。[8]提出妇女是作为性阶级而存在的，男性对性生活和生育的控制是女性受压迫的主要原因。基于生物性别(sex)的差异，也导致了生物特征的等级歧视制度范式的产生。一旦再生产的生物现实被战胜，生物上的特性在文化上将毫无意义，为维持生物家庭而强制的性别角色和性阶级也将消失，将人类分裂成二元对立的压迫的男性和被压迫的女性、资本家和工人、白人奴隶主和黑人奴隶等一切关系、结构、观念都将被战胜。[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