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519(2006)04-0001-13 我们正处于教育思潮的“反动”期，到处充斥着“教育失败”的言论，诸如高辍学率、读写能力的滑坡、教学纪律的散漫、教育标准的缺乏、不能教给学生“真的知识”和就业技能，以至于学生们的考试成绩太差等都成为对学校进行抨击的理由。而所有这些又被认为是导致生产率低下、贫穷失业乃至缺乏国际竞争力的根源。于是抨击者呼吁，教育应该回归“共同的社会文化”、对私领域负责(指个人和公司等——译者注)，并提高学校的运作效率。只有这样做，以上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隐藏在这些话语背后的是对平等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抨击。这些抨击虽然隐藏在各式各类的话语之中，然而批判的主旨并不难洞悉，其实质就是把美国经济和文化的滑坡主要归因于文化上和政治上“太过民主”。类似的倾向在其他国家也有，例如英国撒切尔政府时期的教育科学大臣肯纳斯·贝克尔在评价近10年来的教育“右倾”风潮时认为，这标志着“平等主义时代的结束”。① 他说这句话时如释重负，远非忧心忡忡。 由于这些对平等目标的抨击都隐藏在“提升”竞争力和就业、“提高”质量和标准这样的话语之中，因此其真实面目反而变得模糊。这些话语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英国“新工党”的教育政策中，事实上美国的教育政策也同样出现趋向保守的趋势。 然而，如果把教育政策出现这样的转变仅仅归因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精英把自己的利益强加于教育政策，无疑是过于简单的理解。尽管教育政策中许多针对公平价值观的抨击确乎有把教育政策和经济体系保持一致的考虑，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的考量是教育政策唯一的出发点。事实上，文化冲突以及种族、性别冲突都与阶级联盟和阶级权力相关。② 教育是一个充满斗争和妥协的场所。大而言之，教育是不同群体围绕制度目标、群体利益和最终决策进行斗争的中介机制。小而言之，教育也是一个充满斗争的场所，在这里不同的资源和权力分配以及意识形态的竞争导致了不同的教育政策、教育财政、课程、教学法和教育评估方式的出台。因此，教育既是导致社会形态的原因，也是其结果；教育既是决定性的因素，也是被决定的因素。③ 这其中的复杂性不是一篇文章所能穷尽的，本文所要做的只是勾勒出美国教育在迈向保守趋势时所引发的主要冲突和斗争。值得指出的是，我认为美国教育政策所趋向的保守性其实是多元的，在教育路线“右”倾的阵营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事实上也存在着不同的取向，有的取向彼此之间还是相互矛盾的。④ 虽然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美国的问题，但显然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无法离开宏观的国际背景。因此，在强调更高的教育标准、更严格的考试制度、强调教育为了就业，以及教育要更多地和经济保持一致的背后，是美国对国际竞争失利的恐惧、对资金和就业转移到日本和其他“亚洲虎”国家，以及墨西哥等地方的担忧。⑤ 同样地，美国目前国内所呈现出的重拾(当然是有选择性地)“共同社会文化”的社会压力，比如对“西方传统”、宗教、英文语言的强调，其深层次还是体现出对拉美文化、非洲文化和亚洲文化的恐惧。这便是我在本文中所要展开讨论的大背景。 当然，美国教育政策之所以能够出现右倾，最主要还是得益于右倾阵营成功地实现了广泛联盟；而这个联盟之所以获得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却得益于它对常识的成功改造。⑥ 事实上，它创造性地把不同的社会取向粘合在一起，然后在就社会福利、文化、经济以及本文所要揭示的教育问题的应对上达成联盟，我姑且把他们在社会政策和教育政策上所要达成的目标称为“保守主义的现代化”。 在这个联盟中包含了四股主要力量，它们是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威权民粹主义和一个正处在上升阶段的由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所构成的新中产阶级。每一支力量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历史和发展历程；然而每一支力量又都融合到了这场更广泛的保守主义运动中去了。本文将侧重探讨前两支力量，因为这两支力量尤其是新自由主义在改造美国教育的运动中居于领导地位。这并不是说，我认为另外两支力量就不重要，事实上我在我的新作中对此有详尽和全面的阐述。⑦ 一、新自由主义：学校教育、选择和民主 应该说，在美国所出现的这场保守主义教育运动中，新自由主义的力量是最强大的。它的主导思想便是倡导“弱政府”。因此，凡私必优，凡公必劣。公共机构，比如学校，被认为是吸钱的“黑洞”——经费投入了却看不到实效。对于新自由主义者来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理性是最优理性，那就是经济理性。在这种理性支配下，效率、成本——收益的考量是两条指导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每个个体的行为都是要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事实上，这背后所隐含的是一个经验性的假设，即所有理性行为人都是这样行动的。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对社会动机客观中立的描述，而是特定的社会阶层围绕自己的价值观形成的主观建构。 隐藏在这个立场下的是一套视学生为人力资本的观念。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世界经济激烈竞争，学生作为未来的劳动者必须获得相应的技能和习性，使之能有效地参与竞争。对学校的任何投入，如果不是直接和经济目标相关，就都值得商榷。目前的公立学校无论是在组织模式上还是监控方式上都存在缺陷，它既没能把美国的下一代培养成适应未来要求的劳动者，还大量消耗着公民们的纳税，而出现这样状况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生产者攫取”(producer capture)——学校的建立不是为“消费者”，而是为教师和国家行政人员，因此只反映后者的需求，却忽视了真正的教育消费者需求，这样的公立学校应该进行私人企业化的改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