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2)05-0145-06 近代以前中国以传统的旧学教育一统天下。1905年（光绪31）9月2日，清廷上谕宣布：“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举考试亦停止。[1](P5392)至此，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完全覆灭了，适应时代需求的“新学”教育制度取得了彻底胜利。“新教育的改革，激起了农村的一场大的波澜。从某种意义上讲，清廷的新政再没有比废科举兴学堂之举对农村社会影响更大了。”[2]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它大致类同于集中体现了转变时代开始的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以及1868年明治‘复古诏书’颁布不久的废藩革新”。[3](P643)教育体制的变革引发了乡村精英结构性的社会流动，[4](P78)而这种流动的趋向从地域范围来讲则表现为从乡村到城市的单程迁移，[5](P238)就造成了农村精英人才的流失。[6] 学术界对中国近代以来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已取得相当丰硕成果，可谓成绩斐然，但是从近代“新学”教育角度去分析乡村精英离乡的原因的论著却近付阙如。鉴于此，笔者试图在参阅和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近代“新学”教育为视点对这一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 社会流动指“人们在社会结构体系中从一个地位向另一个地位的转移，它包括了人们的身份、职业、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动”。[7](P147)社会流动是任何一个社会结构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存在的、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只要有社会存在，只要有社会分工、社会差别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分层，就必然要出现社会流动，尽管社会流动的形势、规模和特征因时代变化而各有不同。[4](P53)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社会学家已识别出许多，概括而言，主要有五类：社会结构因素、社会出身或家庭背景、个体特征、自然因素、教育因素。[9](P121-122)法国社会学家布栋认为，学校就学率的增长与教育机会的扩展是增加社会流动的一种手段。[9](P235-237) 近代以前中国以传统的“旧学”教育一统天下。近代“新学”教育是伴随着19世纪中期西学东渐进程逐渐展开的。早在鸦片战争之前，澳门、香港、广州等地就已经出现了由西方传教士开设的企图“通过文化的渗透来达成文化霸权的民间渗透”的教会学堂。随着《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和《天津条约》的签订，外国在华办学变相合法化，各通商口岸教会学堂纷纷设立，至1859年，教会已在各地设立学堂50所，学生达1000人。[10](P226)在来自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化示范面前，中国被迫踏入现代化的门槛。1861年洋务派官员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指导下设立京师同文馆，次年设立上海广方言馆，是为新式学堂发展之嚆矢，标志着本土近代“新学”教育的发端。随后洋务派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技术学校、外语学校和军事学校。在随后的40年间，“新学”教育继续发展，但这颗稚嫩的幼苗始终处于逆境之中，并没有茁壮成长为一颗参天大树。据不完全统计，甲午战争前，中国人开设的新学堂不过25处，从地域范围来说，仅仅分布于沿海7省；维新运动期间，也仅推出了150所新式学堂。[11](P2) 20世纪初，西方列强给予中国的巨大耻辱使清政府痛下决心进行政治革新，大规模的、制度性的教育改革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1901年9月清政府下诏：将“所有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2](P4717)兴学正式成为国家政策。次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以京师大学堂为最高学府，以近代西方学制为蓝本，“以小学、中学、高等学堂（大学预科）与大学三级学校为主干，辅以师范学校与职业学校的近代“新学”教育制度在中国正式确立。1905年（光绪31）科举废止，近代“新学”教育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彻底胜利。由是，新式学堂在全国如洪水般不断涌现。从恢复、扩建京师大学堂开始，各省先后创办了高等学堂、中等学堂和小学堂，基本形成了大学、高等专科－都市省垣，中学、师范－府治，高小－县城，初小－乡镇这样的学校与行政梯次配备的体系，构成了初具规模的教育网。同时，新式学堂学生数量也直线上升。据统计，1902年全国新式学堂共有222所，学生6804人，[13]到1915年全国的新式学校增至129739所，学生达4294257人。[14](P364)1922-1923年全国各级学校数为178981人（除专门学校外其他教会学校未列入），学生数为6819486人（包括基督教会学生数在内）。[15](P926～927)从整个民国初期来看，1912-1928年新式学堂学生年均增长率为6.89%，远远高于同期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0.46%。[16](P30-31) 作为一种正式的社会化空间，“新学”教育以一种完全不同于旧学教育制度下旧式私塾、书院的新文化品格，大大扩展了普通民众的教育机会。旧学教育制度下，“国家崇儒重道，各地方设立学宫，令士子读书，各治一经，选为生员，岁式、科式、入学肄业，朝廷复其身，有司接以礼，培养教化，贡明经、举孝廉、成进士，何其重也！”[17]可见朝廷之所以谆谆言者，无非谓学校为士子入仕的阶梯。而“新学”教育跳出了传统“旧学”教育以科举取士、造就少数出类拔萃的仕宦人才为目的窠臼，以全体社会成员为教育对象，目的在于通过不同层次的教育，发挥每一个人的潜能，使之找到各自的最佳位置并培养其社会意识和国民精神。[11](P44)1904年《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明确规定“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令其发育”，最终使国家“识字之民日多”，为初等小学的教育宗旨。民国建立后，教育部公布《小学校令》，强调小学校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必需之知识技能”为宗旨。[18](P111-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