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2)05-0124-08 1911年10月10日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但积淀在中国人头脑中达两千余年的封建思想并没有随“大清帝国”的覆没而烟消云散。袁世凯的“洪宪帝国”、张勋的“辫子军”复辟、封建军阀的割据……无不在向世人说明：仅推翻一个封建帝国是不能立即把中国人民带进民主自由的国度的，更无法使中华民族很快走上繁荣富强之路。先进的中国人在不断地探索着救国救民的道路。晏阳初曾作过这样的反思：“在民族自身没有力量之前，一切的一切都是废话。涨红了脸，吹破了胰子泡以后，沉下心来反求诸己，觉得非在自己身上想办法，非靠自己力量谋更生不可。这就是自力更生的觉悟。乡村建设便是这觉悟的产儿。”[1](p.175)中国早期的思想精英们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革面”与“革心”要统一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富强与复兴，必须开启民智，振兴教育，弘扬民主与科学。继新文化运动以后，平民主义教育、职业教育、实用主义教育、教育实验、教育独立等诸多思潮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教育改革运动。这场运动的酝酿与发展不仅随中国当时社会的政治背景及各种因素的变革而推移演变，而且还受国际教育大气候的影响，成为国际“新教育运动”浪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乡村教育思潮是这股浪潮中的一朵激越而亮丽的浪花。本文拟对以黄炎培、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教育思想及实验进行比较性的研究和再认识，以期获得可供解决今天中国农村和农民教育问题的一些有益启示。 一、改造乡村、再造民族——相同的目的 黄炎培被认为是20世纪初最早看到乡村教育重要性的第一人。1921年，他在《农村教育牟言》一文中指出：“今吾国学校，十之八九其所施皆城市教育也，虽然，全国国民之生活，属于城市为多呼？抑属于乡村为多呼？吾敢十之八九属于乡村也。吾尝思之，吾国方盛倡普及教育，苟诚欲普及也，思想十之八九当属于乡村。即其所设施十之八九，当属于乡村生活之教育。”[2](p.93)他认为，中国是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80%～90%，中国农民生活水平差，文化素质低，是影响中国走向富强的主要障碍，因而，要使中国走向民主与科学，实现强国之梦，必须重视乡村教育，实施“改造乡村、再造民族”之工程。对此，陶行知深有同感，他认为：“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3](p.69)，“中国以农立国，十之八九住在乡下，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4](p.494)。 在黄炎培、陶行知等人的倡导下，一大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放下架子，走出书斋，奔赴农村，致力于乡村教育的实验，从事着伟大的乡村改造和乡村建设工作。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演化成20世纪初规模空前的乡村教育运动。其活动的开展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成立不同形式的教育社团作为组织机构，如黄炎培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1917)、陶行知主持的中华教育改进社(1921)、晏阳初主持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1923)和梁漱溟创办的乡村建设研究院(1929)等；其二，创办大量试验区，如黄炎培的江苏徐公桥农村改进试验区(1926)、陶行知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1927)、晏阳初的河北定县乡村改进试验(1929)和梁漱溟的山东邹平试验区(1931)等，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到1935年，全国各地建立的各种乡村教育、乡村改进和乡村建设的实验区已达193处之多；其三，形成特色各异的乡村教育理念，如黄炎培把职业教育作为改进乡村的根本途径，陶行知把乡村学校和教师当作改造乡村的核心和灵魂，晏阳初把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结合起来，以达“除文盲、做新民”之目的，梁漱溟则从文化伦理本位的高度谋求乡村整个建设的和谐与统一。尽管他们的试验方法和教育理念互不相同，但都抱着一个共同的信念和追求，即通过乡村教育达到“改造乡村、再造民族”之目的，最终实现民族复兴之大业。正如陶行知所说：“乡村教育关系三万万四千万人民的幸福！办的好，能叫人民上天堂；办的不好，能叫人民下地狱。我们的教育同志应有一个总反省，总忏悔，总自新。”[3](p.80)他曾立下宏愿：“我们的新使命，是要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叫中国一个个乡村都有充分的新生命，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新生命。”[3](p.80) 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手段 中国农村的贫穷、愚昧、落后，使人们都认识到乡村教育的重要性。由于从事乡村改造和建设的有识之士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因而，他们在提出改造乡村的方法和手段上也有着迥异的特色。 黄炎培早年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特科班，经济实业思想较早在头脑中扎下根基，同时，他还深受蔡元培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1914年，他以上海《申报》旅行记者的身份，遍走皖、赣、浙、鲁、冀诸省进行教育考察，目睹了教育与生活、教育与劳动严重脱节的现象，这一切为他的“职业教育救国论”提供了现实的根据。尤其是1915年他参加了旅美实业团任随行记者，看到美国职业教育的成绩，益觉我国教育亟需改革。顺应农民心理是黄炎培乡村教育思想的一大特色，他主张用职业教育振兴中国农村，发展农村生产，改善农民生活。他曾直言不讳地说：“吾们认为‘利之所在，民尽趋之。’只须把有利的事实给人家看，不怕人家不照办。”[2](p.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