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世纪后半期以来，一个以西方工业革命为起点的现代化浪潮从欧洲兴起，涌向全球，使人类社会的面貌和世界文明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具有辉煌古代文明的中国在进入现代以后，却日见衰微，黯然失色，这有许多方面的原因，但无疑，人是最大的因素。中国要现代化，首先，人要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不仅是中国现代化中最关键的因素，也是最深层的问题，最艰巨的工程，同时，人的现代化还是现代化目标的核心所在。人的现代化包括许多因素的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但起点和重心在于人的个性的解放和主体人格的确立，中国的传统人格是一种以道德为主要标准的道德人格，现代人格则需要德、智、美兼备的新型人格，因此，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首先要做的是人格的转换，使中国传统的以道德为主的道德人格向多元的真、善、美统一的现代人格转换，这种转换的首要目标是从道德人格向知性和科学理性人格及审美人格发展。 一、中国传统的道德人格 中国古代的人性论是建立在善、恶标准上的，这一标准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化中理想人格的形成和对现实人格的塑造。因此，造就成传统人格的重要特征就是强调道德的重要性，并相对轻视其他心理特征的发展，最终，使人格这一内容最为丰富的心理特征，限定在道德层面，而形成较为单一的道德人格。从各理想人格的范型，（理想人格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所孜孜以求的人格典范，虽然它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一一体现，但其对民众和对文化深远的影响力足可以使其代表中国的传统人格）可看到人性论是如何从人的本性开始强调道德，直至形成一种“片面的道德力量型人格”，影响中国人的国民性，并延续了几千年。 中国人的理想人格是“内圣外王”的圣贤人格。尽管对于“内圣外王”所蕴藏的意义，各家有不同的理解，但在某种程度上仍有一定的共同性可寻。代表中国主流文化的儒、墨、法，其内圣之意即为从事道德修养，成就圣贤人格，而“外王”之道则是从事道德实践以建功立业。所谓道德修养，即是要培养善的德性，“善”则又以广义的仁道精神为其内容。孔孟儒学以“仁”既体现弥道的原则，同时又为理想人格提供了多重规定。孔子曾经把“恭、宽、信、敏、惠”视为仁的具体内容，后来孟子又把它发展为“仁、义、礼、智、信”，并被儒家一再强调。 在中国古代人性思想中，理想人格的特质“仁德”之中，实际还包括了“知”，但是这种知也仍是和仁联系在一起的，“未知，焉得仁”，（注：《论法·公治长》。）“内圣”在某种意义上即表现为这种仁与智的统一，“仁且智，夫子即圣矣”。（注：《孟子·公孙丑上》。）知，其实是一种理性的品质，在人格境界上，儒家把“仁”与理性融合为一，体现在理想人格上。不过，即使是在突出理性原则的同时，儒家仍把它放在次要的位置；将其涵盖在仁道之下，所谓以德统智。儒家的“知”主要是“知人”，其功能即在于把握仁义等规则，并在行为中自觉加以贯彻。也就是说，理性的作用主要限于道德实践的领域，而理性在这一过程中，本身也取得了某种伦理化的形式，这种理性的伦理化，对避免理性走向歧途，抑制人格的异化有重要的意义。但这种理性的伦理化往往也意味着理性的狭隘化，而这种理性的狭隘化又从另一面更突出了人性中的“仁德”道德性。孔子强调“君子不器”，就流露出对认知理性或技术理性的轻视，这种轻视在后世的理学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理学把“知”分为“德性之知”和“见闻之知”，德性之知是指分辨善恶的道德评价，见闻之知指基于感性见闻的事实认知。理学认为，“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对人格的完善没有什么意义，只有“德性之知”，才构成人格的真正本质。这样的看法，更促进人格的单一化，所以，从表面上看，儒家将“仁”与“知”看作是理想人格的双重品格，实际上，“知”仍是一种在德性制约下的道德理性，它与“仁”从不同方面展示“善”的品格，体现道德（人格）的原则。 圣贤人格的另一面“外王”，其实是从事道德实践，也就是由内而外，将内省而获得的“仁心”转化为具体的实践行为。这种道德实践是站在泛道德主义的立场上，把政治实践及其他社会实践都纳为道德实践，落实到具体则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意即，无论是“齐家、治国”还是“平天下”，都须依靠德行的力量才能实现。因此，就儒家总的价值趋向而言，无论是“内圣”还是“外王”，作为理想人格的品性，道德始终放在第一。这种将“德”作为仁义的“圣人”人格模式无疑蕴含着人格的单一化或划一化趋向，在对道德关注压倒一切的人格模式前，人格的许多其他品性自然也就被置于视野之外，由此而形成整个传统价值观念的重道轻器，最终，也就造成整体国民人格的偏移，形成一种较为片面的道德型人格。 道德就人格而言，应是必备的品质，在西方，无论是古代的亚里斯多德还是现代的弗洛伊德、马斯洛，都无不将道德纳入人格之中，从而使道德成为人格品德之一。但只强调道德，而忽视甚至抹杀人格的其他品质，则必然导致人格的偏向和畸形发展，按照马斯洛的理论，一个人格发展健全的人，其人格必定顺利经历了基本需要满足的过程，当然，还要依赖于外部环境和内部人格力量，当外在环境阻碍人们的发展需要，个体人格又无法冲破这种障碍，人的需要和满足就会发生片面的发展，形成畸形的人格特征。中国传统思想建构的这种片面道德型人格，将人的基本需要满足看作不道德行为，迫使人格力量轻视最基本需要，而直接向高层次发展，从而形成一个没有地基的空中楼阁。而且，高层次的发展需要也只单单指向道德层次，将善当作人格最完满的极至和全部内容。这样，就从两方面造成人格的不可行性：一是理想人格的实现缺乏发展的阶梯，使之在国民面前成为难以到达的巅峰，从而成为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模型。二是片面的道德型理想人格范型，难以适应真实的社会，而从另一个角度成为难以实现的人格，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古代，代表主流文化的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并未完全发展成为真正国民人格的原因之一。但这种道德至上，以道德涵盖一切的文化显然在中国人的身上积淀下来，从而影响中国人的人格特征。同时也是在现代社会中，尤其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影响因素。因为在德本财末的价值观念的支配下，以获利、积财为目的的商业活动一直在传统社会处于受压抑的地位，重农抑商倾向严重；同时，重人事轻自然（因为“德”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知”则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又会造成对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轻视。由于自然知识和科学技术与社会伦理没有很多直接的联系，所以，它们在以真为美的西方有很高的地位，但在以善为美，强调道德的中国人眼中，就无足轻重了，延续下来，自然使近现代的中国失去了追赶世界新潮流的机会，与西方经济的距离越来越大。因此，中国要发展，必须实行现代化，同时，这种现代化必须以人为本，以传统人格为基点，实现传统人格向现代人格的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