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06)06-0080-14 教育学知识累积成层，“范围是一天一天的深广”。学术制度从无到有，展现的是控制知识的国家意志。若无知识的自然成长，国家意志亦无所控制。国家对知识的控制是实施专属权力的策略行动之一，知识增长是文明史上的永恒事实。因此，现存教育学知识具有双重属性：其一，思想家和教育（学）家的教育学思想的文化属性，其二，国家控制的教育学学科的规训属性。前者与文化变迁共时，后者与国家形成同步。二者之间虽然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但却不是模糊彼此界限的理由。国家不是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的工具，毋宁说相反。国家名义下的文化、知识和教育，没有文化、知识和教育的目的，只有国家权力实现的目标。所谓“天下古今，有不办教育之国家，断无不为学习之人类”说，①既是对教育与学习的辨识，又是对文化与国家分界。辨识和分界，引领分而治之为先、合而统之殿后的教育学研究模式。 以此为据，本文相对地撇开了作为国家意志的学术制度及其规训模式，即悬置了作为权力实现的策略行动的教育学学科的建立和优化过程，聚焦中国教育学早期核心命题的文化意义和知识价值。 一、厄弟加、异学、圣学与教之术 教育，犹如生计、家计、国计，中西相通，古今见同，其理为中国所旧有，其学则中国所本无。②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艾儒略(Giulios Aleni,1582-1649)、高一志(Alfonso Vagnone,1566-1640)、花之安(Emest Faber,1839-1899)、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等人的中文著（译）述，是国人获得西方教育学知识的先期资源。利玛窦一度风行的《西国记法》，若视之为第一部“记忆术教本”或“教学法专题”之类的论著，亦不为过。③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对欧洲学校制度和文化设施有专论，尽管大体说来它是一部地理（学）著作。他的《西学凡》，“所述皆其国建学育才之法”，却被断言为“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而所穷之理又支离神怪而不可诘，是所以为异学耳”。④今人则认为，《西学凡》是耶稣会士介绍西方教育制度的唯一专著。⑤艾著《西方答问》，以风俗文化、典章制度、人文地理为重，“把欧洲想象成了一种田园诗般的形象”，⑥这对天朝大国的读者而言，相当冒险。高一志有上下卷的《童幼教育》刊行： 上卷：教之原、育之功、教之主、教之助、教之法、教之翼、学之始、学之次、洁身、知耻； 下卷：缄默、言信、文学、正书、西学、饮食、衣裳、寝寐、交友、闲戏。 时人谓《童幼教育》为“厄弟加之全书”，“厄弟加”即今之伦理学(Ethica)。⑦“童幼教育”和伦理学建立的如此联系，与《论语》和《大学》之类中国古籍既言学习又言伦理、为言伦理而言教育的书写方式，非常相似。但其教、育、学之分，原、功、主、助、法、翼、始、次之辨，不为中国古籍注重，且其教的内容广泛和教学分离的倾向明显这两点，也在中国古籍中不显。更有童幼的“厄弟加”与成人的“尊道学”之殊途：“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⑧以德性为圆心、以学习为半径的君子养成圈，难以观照童幼伦理学。童幼伦理学即儿童教育学，它与《西国记法》等论著一样，难免为“器数之末”、被归于“言怪力乱神”的“异学”命运。 何谓异学？清代早期教育家陈確(1604-1677)明辨之：“圣学异学之分，邪与正而已。邪正之分，是与非而已，是非之辨，何容淆乱！”异学演示记法教法，圣学演绎德性问学，各不相干。圣学异学，倒也易于辨别。异学之弊，按纪昀(1724-1805)之论，在于“不知易道之广大”。⑨依此说，以记法教法见长的“教育全书”，因对易道无涉而为人不取，实为必然。 从陈確，经纪昀到魏源，历时两百多年。其间，圣学至真至善之论和易道至广至大之说，先后置异学于非法地位。19世纪40年代初魏源成就《海国图志》时，不无自豪地说所著“以西洋人谈西洋也”。⑩“以西洋人谈西洋”的方法转向说明，异学合理，圣学失势。魏源开西方中心观察模式之先河，是思想变革的先声。有此先声，就多了些取用西国教法记法之类的可能性。梁廷枬 (1796-1861)被认为是“得风气之先的知识分子”。他在1845年介绍英国学校教育时所用文字，与两百多年前艾儒略的《职方外纪》“部分相同”。(11)殊不知，艾氏所谈的学校教育制度，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的英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所谓“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邑一乡有小学”等等，大体上只是艾氏流露的文化优越感，根本不是事实。出自如此优越感的想当然，在20多年前已见于利玛窦：大西诸国“以学道为本业”。(12)神职人员，以信仰为守则，以传教为职志，难能客观传播西洋文化，于无意间放大文化月晕，倒是自然而然的。他们的教育程度和知识结构，是否足以保证其言说的可靠性，也是可以怀疑的。(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