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社会经济正处于旺盛的发展时期，尤其是西部的发展面临着一个新的飞跃。与此同时，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也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西部的教育也将有一个大的发展。在此面临机遇和挑战的历史关口，教育改革中的教育思想指导显得尤其重要。对此，我们在坚持基本路线和基本指导思想的同时，也可以分析国外历史上相似时期的教育思想成果和历史教训，为我们的教育改革所借鉴。本文试对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教育思潮作出初步的评析，以期取得有益的历史启示。 一 日本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时期，是指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的经济飞跃成长的历史阶段。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年的努力，到1953年，日本基本上完成了经济的全面恢复。此后日本内阁于1955年制定的“经济自立五年计划”以及此后包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0～1970)》在内的一系列经济发展计划，极大地刺激了投资的扩大、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管理科学的运用，促成了经济的繁荣。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跃居德、英、法之前，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 在这一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对高素质的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意义越来越突出地显示出来。充分利用教育的手段培养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各种人才已经成为日本经济飞跃和教育发展的重要历史经验。但与此同时，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迫切需要、赶超先进国家的强烈愿望，使得一些人将教育单纯看成了经济起飞的工具而忽视教育在发展人的个性和心理潜力、光大人的多方面价值上的作用，从而走向了经济至上主义。当这种将教育完全从属于经济的思想被日本当局所信奉的时候，就使得日本教育从二战中的军事附庸、政治工具地位脱离出来以后，又落入了经济附庸、国家工具的地位，几乎失去了自己应有的性格。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经济界首次提出教育必须从属于经济发展观点的文件，是1952年10月16日“日本经济者团体联盟”（日经联）所发表的《关于重新检讨新教育制度的要求》。该报告认为战后单轨学制的“基本缺陷”是过度强调普通教育，不重视职业者的培养。为此必须充实实业高中，为企业培养劳动骨干；必须改进大学制度，以培养经营的领导人才等等。此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日经联又相继提出了一系列这方面的报告或文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56年9月日本通产省“产业合理化审议会”提出的《关于产学合作的教育制度》的咨询报告，进一步促进教育更直接地服务于具体的经济计划和经济措施。进入60年代以后，各地经济和商业机构提出的有关报告数量仍然有增无减。 经济界对于教育的不断要求，强化了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教育问题上的经济至上思想，并强烈影响到教育思想界和政府的政策指导思想。东京大学教育社会学家清水义弘就曾指出：“高速经济发展下的教育政策促使人们有量到质，有政治观点向产业观点进行转变”（注：大田尧：《战后日本教育史》，王智新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6页。）。他批评战后的教育改革忘记了服务于企业，认为制定教育政策不仅应考虑到政治利益而且更要考虑到实业的利益等等。在政府方面，1960年制定的《日本经济的长期展望》和《国民所得倍增计划》则从经济发展和雇佣关系的角度出发，进一步将教育绑上了经济发展的战车；1962年文部省发表的《日本的成长与教育》直接将教育作为经济内部的事项而讨论了“教育投资”的问题；1963年1月的报告，题为《关于开发人的能力政策的咨询报告》，也直接提出必须改革教育训练的规模和结构，使之与未来的各种类型工人的培养和谐一致。这些思想实质上表明了教育相对于经济发展来说只居于从属地位的观念，成为后来制定经济和教育政策的思想基础。 教育中的经济至上思想导致了教育中的能力主义。能力主义者基于经济至上的观点，主张让“具有不同能力”的学生进入不同的学校接受不同的教育，以适应产业结构对各种劳动力的需求。由此也就必然导致他们提出设置“多样化”的学校，以便按照学生的“不同能力”施行不同的教育，实现为各类企业输送不同规格人才的目标。例如1963年的《经济审议会报告》曾提出：“我们必须引导国民接受这样的观念，即他们只有根据他们的能力和能力倾向接受教育的权利，而且只有通过学校的测验，他们才能运用他们被确认的能力当一名工人。”（注：堀尾辉久：《当代日本教育思想》，王智新译校，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页。）由此可见，这完全是从经济意义上的能力主义出发提出的教育改革观点，完全无视学生个性的发展和素质的多方面提高。 上述观点一方面将学校看成了按能力鉴别和划分不同学生的机构，另一方面又将“能力”看成是与生俱来的东西，结果导致了学生们（以及家长）为了证明和挖掘自己（或自己的孩子）的能力而拼命追求分数、追求应试教育、追求名牌学校学历；学校的教学则注重考试分数并以升学为目标，学校之外的补习班也生意兴隆，结果导致“考试地狱”、“升学竞争”愈演愈烈，学生压力增大，进而又导致心理扭曲、厌学逃学和暴力行为乃至自杀等等不良现象有增无减，“教育荒废”遂告形成。但是，提倡能力主义的人们却将“升学竞争”、“考试地狱”、“不良行为”等等“教育荒废”现象归罪于人们（特别是家长和学生自己）对自我能力的过高估计和对自己教育权利的过高要求。例如一些拥护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考试地狱”这种反常现象并不是考试制度本身造成的，而是由于许多人未能认真考虑自己的才华和能力，从而为大学入学考试投入了无意义的精力。“日本现实中存在着众多的愚蠢谬论，其中最为荒谬的是固执地要求‘权利’”（注：堀尾辉久：《当代日本教育思想》，王智新译校，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这种将“考试地狱”的发生归罪于日本民众的观点，到80年代仍旧存在，例如文部省官员罔本薰就认为日本公民的“绝对平均主义心态”是他们不能正视能力差异而人人投入考试竞争的心理原因。总之，上述观点实际上就是承认有不可改变的能力差异，要求人们放弃提出自己能力的信心和努力上进的权利。实际上，掌握国家权力的人们极力造成国家统制教育的局面并将教育置于经济主义和能力主义的指导之下，才是引发“考试地狱”、“教育荒废”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