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2)01-0125-07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朝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出现了新的转机。然而，正是在此期间，一个具有悠久文明、长期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经济发展的步伐却呈现出滞缓状态，进入17世纪，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上已出现明显差距，到了近代，这种差距居然越来越大，以致今日仍为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一现实存在，引起人们的沉思。本文拟就明代抑商政策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作以探讨。 一、抑商政策的制定及其内容 明王朝的建立，结束了蒙古贵族在中国的统治。为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重建社会新秩序，新朝缔造者朱元璋将重农抑商作为基本国策。早在至正二十六年，朱元璋就提出：“今日之计，当定赋以节用，则民力可以不困。崇本而杜末，则国计可恒纾。”[1]（卷三《理财》，P228）洪武十九年三月，在谕户部臣时又阐述了这一主张：“我国家赋税，已有定制，樽节用度，自有余饶。减省徭役，使农不废耕，女不废织；厚本抑末，使游惰皆尽。不力田亩，则为者疾，而食者寡，自然家给人足，积蓄富盛”[2]（卷三，P462）。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抑末思想贯彻在明初制定的各项经济政策之中。 1.严禁去农从商。明朝开国后，强调以农为本，士、农、工、商务安其业，从确保农业劳动力出发，抑制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禁止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洪武十八年，朱元璋谕户部：“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华靡。尔宜申明天下庶民各守其业，不许游食。”[3]（卷一七五，洪武十八年九月戊子，P2663）同时加强商人管理，规定行商须领取官府印制的路引，才可外出经营。洪武年间制定的《大明律》里规定：“凡无引文私渡关津者，杖八十。”[4]（卷一五《兵律三·关津·私越冒渡关津》，P1175）又规定出行在百里外，没有路引者，军以逃军论，民以私渡关津论。嘉靖时丘浚说：“凡商贾赍货于四方者，必先赴所司起关券。”[5]（卷三十《征榷之税》，P385）没有路引而进行商业活动者，视为非法经营，按游民处理，“重则杀身，轻则黥窜化外”[6)]（验商引物第五，P796），对于在城镇开店经营的坐商，则要求在所在城镇办理入户登记手续，名叫占籍。“非占商籍不许坐市廛”[7]（卷九《政事志》，P294）。无籍者，不许在城留居和营业。而取得占籍，又有种种规定，诸如“凡外郡商贾，有置业产而愿受者，悉许其占籍坊里”[8]（卷三八《农事》，P143）。这也就是说，在本地没有置产业的商贾，不许在本地占籍；而且取得占籍后，还要交纳商税和门摊税，承担名目繁多的摊派，致使占籍者富者必贫，贫者被迫迁徙。 2.商人地位低下。明代虽然肯定商人是四业之民的组成部分，认为“商贾以通有无”，不可或缺，同时又认为商人的经营和收入是不正当的。在朱元璋看来，尽力求利，是商贾之所为。“平时射利，高价以售”，其弊百端，为害滋甚。[9]（卷三，P66）因此，明代立法以贱商为指导思想。洪武二十年规定：“农家许着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着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细纱。”[10]（卷二《我朝服制》，P110-111）何孟春曾经指出：“国家于此，亦寓重本抑末之意。”[11]卷一，P3）武宗正德元年，“禁商贩、仆役、倡优、下贱不许服用貂裘”[12]（卷六七《舆服志》，P1650）。这里将商贩、仆役、倡优、下贱作为同一等次。后又规定“商贾、技艺家器皿不许用银”，也是为了将商贾与庶民加以区别，表明商贾地位低于庶民。由于上述政策的贯彻实施，使得这种贱商观念渗透在社会各个领域之中。明末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一书是总结我国农工商业生产技术的专著，书中编目顺次前后排列，将五谷排于前，金玉置于卷末，崇祯七年他在为该书写的序中说“贵五谷而贱金玉之义”[13]（《天工开物序》，P1），可见这一思想影响之深。明代的法律制度以及社会治安管理，没有给商人私有财产及人身安全以可靠的保障，商人在运作过程中，遭到抢劫的比比皆是。《拍案惊奇》中描写徽州府商人程元玉，“专一走川、陕，做客贩货，大得利息”。一日，收了货钱行囊丰满，在返回途中，遇劫，行囊所有财物，被劫一空[14]（第四回，P70）。这便是这一社会现象的写照。 3.实行海禁。海禁就是禁止商民同海外各国和地区进行贸易。洪武四年十二月丙戌，诏“仍禁濒海居民不得私出海”。九天之后，告谕大都督府臣：“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近闻福建兴化卫指挥李兴、李春私遣人出海行贾，则滨海军卫岂无知彼所为者乎？苟不禁戒，则人皆趋利而陷于刑宪矣。尔其遣人谕之。有犯者，论如律”[3]（卷七○，洪武四年十二月乙未，P1307-1308）。《大明律·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规定：“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段匹、绸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挑担驼载之人，减一等。物货船只并入官。于内十分为率，三分付告人充赏。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其拘该官司及守把之人，通同夹带，或知而故纵者，与犯人同罪。失觉察者，减三等。罪止杖一百。军兵又减一等。”由于沿海居民有禁不止，洪武二十七年正月，再次宣布“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以重法”[3]（卷二三一，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甲寅，P3374）。甚至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从禁止居民下海捕渔，到将沿海居民内迁五十里，甚至后来又废县徙民。洪武以后，海禁时驰时严，总的来说，一直持续了下来。成祖永乐二年正月，令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15]（卷二七，永乐二年正月辛酉，P498）。宣宗宣德六年四月，针对并海居民有私下诸番贸易及出境与夷人交通，“命行在都察院揭榜禁辑”[16]（卷七八，宣德六年四月丙辰，P1813）。景帝景泰三年六月，命刑出榜禁约福建沿海居民毋得收贩中国货物。[17]（卷二六《市粜二》，P3027）穆宗隆庆元年，调整对外贸易政策，放宽海禁，“准贩东西二洋”[18]（卷七《饷税者》，P207），允许中国商人到东、西二洋国家贸易，但对出海贸易船只的数量限制极严。正如许孚远所指出的那样：“于通之之中，申禁之之法。”[19]（卷四，P4332）其禁，一是不许与日本国进行贸易，二是严格限制出洋贸易船只。万历十七年，定为东西二洋各限船只44只，后增加为115只，但仍不许对日进行贸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