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研究领域长期受一种社会学影响，特别推崇严格的甚至是机械的决定论。一种叫人心动的大圆满与我们站立的脚下之间由铁的必然性与无可怀疑的确定性所连接。文艺理论顺应这一强大势头也成了由唯一性、精确性、排他性为骨架而构筑的这一社会学的衍生物。只见确定性，排除了不确定性，只有因果决定论，排除了非决定论，由因而果，环环相扣，一切都是先知的可预测的，于是与随机性相联系的不可预测性、多元化、不确定性都落到了这一威仪赫赫的理论视野之外，几乎变得如同真率儿童手中的几块拼板的组接，既由全知全能者所造，也便全部一目了然，钜细无遗，其言甚辩，却多大而无当的空论，突现出少见的独断与自信。但历史的演进却一再表现出多元化趋势，就连宗教的历史，尽管有上帝做交通警察，也免不了站在多宗教的交叉路口，让各种教义顺势而去。文艺理论领域更是如此。不管怎样，它毕竟是上帝之鞭刚刚能够挥及的地方。而且在这里它常常一改刻板面孔，像我们去购物一样，带几许贪心掷骰子。可上帝这一出手便告知我们，文艺家的成长，文学艺术创作，文学艺术史不是一因一果的方程式，那滴溜溜转的三只骰子，如飞旋的轮盘赌盘令人了悟：原来文学艺术领域大量存在着一因多果的玄机，不定性的扰动，不可预测性的诱惑。因此引进随机性，重新认识必然性应是文艺研究需进行的必要调整。 东西方古代艺术精神与脑的随机选择 东西方古代艺术精神及其成因学术界有较为一致的看法。东方，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以抒情表意为主，偏于直觉，属阴柔内倾型。西方，以古希腊文学艺术为代表，有突出的再现叙事的特征，偏于认知，属阳刚外倾型。学术界还进一步释说，古希腊再现的艺术精神是古希腊社会现实的必然产物，古代中国抒情表现的艺术精神是古代中国一切现实条件的必然产物。还有的学者认为，古希腊的艺术精神是古希腊文化的必然产儿，古代中国的艺术精神是中国古文化的确定性果实。这里的必然，是一定如此不能如彼或一定不能既如此又如彼的意思，具有严格的唯一性、排他性，表现出严格的一因一果且只一果的决定论色彩。但据实考察，与荷马史诗共生并存的有出色的抒情表意之作，在古中国诗苑里也有成功的叙事篇章。显然理论的逻辑与现实的运动不相协调，有的学者不进一步探究这种铁的必然性机理，他们特别喜欢从客体一方，从社会环境一方研究问题，以求避开主观任意性与唯心主义。然而按他们客观搜求的理论本应是：古希腊与古中国的社会存在、奴隶制生产方式的一致应导致艺术精神的一致，而事实上艺术精神的主导方面并不如此，这当如何解释？他们依然是在客体客观方面寻求理论逻辑的回旋余地。经过重新审视，于是有所发现：尽管那时的希腊中国所处社会形态相同，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性质大体一致，但两者的政治——地缘条件有重大差异，于是必然导致两种不同的艺术精神的出现。一处沿海，按开放态势，与外界往来频繁，养成了面向人生的征服利用现实的态度，偏于外，衍生出叙事再现的艺术，对应于耳目心审灵向外探察从外在世界感情律动获得满足的心理期待。一处内陆，采封闭态势，养成了突出的精神自指性特点，偏重内，衍生出抒情表意的艺术，满足他们不断开掘内蕴的社会天性。尽管如此，他们依然没能解释清楚为什么古希腊有抒情表意之作，古中国有再现写实之篇什。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两者政治地缘中最为稳定因素至少维持千年之久，为什么到了十九世纪之后欧洲文学艺术抒情表意因素大增，几有超出中国之势头，相反元明清以降再现的精神愈来愈突出，甚至到了现代成了文艺主流呢？何以昨日之必然成了今日之非必然，昨日之非必然成了今日之必然。何以昨日只宜记不宜歌或只宜歌不宜记而今日却歌记两相宜？恐怕以上种种都不是社会客观派理论单从客体探求的方法论所能自圆其说的。所谓某一文艺精神性格的形成是由其所从出的文化母体决定的，与文化母体的精神个性相一致的观点，如果就人类社会已走过了它最初的几步做文艺与文化的双向考察固无不可。然而就人类历史早期或就文学艺术、文化发生期而论恐怕就不能做文化→文艺的单向推演了。因为文学艺术与其它种类的文化孰先孰后尚是悬案，最初的文艺是人情天性的自然产物。它们产生应当说至少是与人类起点相同的。哈奇生、达尔文、马克思、普列汉诺夫都曾理论地或实证地肯定了人类审美天性，现代脑科学前沿更证明了这一点。美国刘易斯·托马斯说得好：“人类普遍地表现出创作音乐和欣赏音乐的需要。我不能想象，甚至在我们最古老原始的时代，当一些天才画家在洞穴里作画之时，附近就没有一些同样具有创造才能的人在创作歌曲。唱歌象说话一样，乃是人类生物性活动的主导方向。”原始人类生活不象现代人的已被分成了多得令人头痛的条条块块。原始人群与大自然的浑然一体使得文化的种种——处处笼罩的巫术、形而上的体悟、形而下的知解、生命意志的趋避、生存欲望的表达、元情绪的宣泄，生活实务的斤斤计较都有机结合在一起，成为原始生命、生存共同体不可肢解。如果我们特别喜欢将文学艺术从浑沌一体的文化共同体中抽取出来，并假定东西方古代艺术精神之殊异是由其从出的文化母体的不同造成的，那问题依然没有真正解决：东西方文化精神之不同恐怕也不是社会学的客观派、必然论能够解释清楚的。 为了解决上述理论问题，是否就要从另一种哲学文艺学的原则出发，就要从社会客体与社会主体相互作用的模式出发，特别是从社会主体的随机选择机制来解决，这或许能使我们走出机械必然观与片面的客体论。人脑绝不是一穷二白的集装箱，由于长期生物进化，人类大脑具有了先定的极其复杂的结构功能，其至极就是创造力。这使人类有了一种内在生存自主性。人类生理机体，神经系统生理生化结构，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客观的、自在的。在人脑巨系统中包含了一个审美子系统，它主要由下丘脑、边缘系统、网状结构、感受器、效应器、新皮质等构成。它们组成了一个多层次多侧面生理生化—心理系统，并在主客体作用模式下被定向诱发为社会生理—心理器官系统。审美需要作为这一系统一定状态成为审美创造、欣赏活动的内驱力。人类大脑适应生存需要有自我调控机能，可以令人所认知地、直观地、实用功利地、非实用非功利地，艺术—审美地对待现实。在艺术—审美地对待现实的方式中，脑的审美器官系统也可进行意识的与无意识的调控：由纯审美一极向功利一极滑动，由抒情表现向叙事再现作随机滑动，此外在系统内层次间、侧面间还可作多维度的调动控制。如果突现直觉右脑则会产生有机性、整体性、模糊度高可诠释性差的写意的表现的体悟型文学艺术，如果突现分析左脑则会有明晰性与认知性强，可解读性可区分性强的经验型文学艺术，有明显的再现特点。如果在感官层次上强调视觉使其它感受器处于附属地位。搜求客体视觉信息则有视觉艺术的产生，如果突出听觉其它感受器处于非核心地位，接受外界振动信息，或在头脑中将非听觉信息转化为听觉信息，则会有听觉艺术出现。再以舞蹈这一心灵—随意运动系统层次艺术来看，由于效应器结构的随机变换，则可以手舞，可以足蹈，又可手舞之足蹈之。手与足的构件动作又多得不可胜计，可供脑做多种选择。因此某民族舞蹈艺术主要发掘指的语汇，另民族可能发掘腕部语汇，某民族专心于沟通足尖与心灵的协同，另民族则寻求脚掌与大地的频频接触泻导心中块垒，而有的民族则别有会心，以一种狂劲热力的腰肢扭摆的野性语言文饰迸发的深层原欲。正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客体性社会存在与主体性社会存在相互作用而产生社会意识，不是客体性社会存在→社会意识。客体性社会存在提供客观信息，主体性社会存在提供客观的信息加工方式、随机选择。随机创造程式，因此社会存在决定的社会意识既与客体有关，也与主体有关。长期以来在我国哲学界流行的是无头认识论，在文艺理论界、文学界流行的是无头反映论、创造论。正因生物性生理性的脑具有复杂精微主动创造的先天结构、功能、特性，具有随机程序，因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既具有一因一果的确定性一面，又具有一因多果的不确定随机性一面，是一条具有多种潜在可能性的弹性原理，拒斥唯一性、排他性，接受多样性、多元化。只有如此，才可以解释为什么同一社会历史现实条件既可产生偏于分析的孔孟思想，又产生了直觉沉思的老庄哲学，为什么同一人类生存条件既产生了西方医学体系，又产生了东方医学系统。为什么条件大体相同古希腊产生了以再现为主的文学艺术，而古代中国产生了以表现为主的文学艺术，只有如此，才能使人们走出客观派的困境、必然论的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