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文精神”重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今天知识分子的状态，无论是生存状态还是思想状态，都不比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好多少，更不必比五四那批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知识分子了。我们比什么时候都更加虚弱，更感到危机。重建人文精神，从最切近的目的上说，是今天知识分子的自救之道，是寻求再生之道。 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太重现实功利，太重集体原则，太容易媾和认同，缺乏形而上的批判与否定精神。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很难找到自己的个人位置和独立话语，这样，也就谈不上对人文精神有自觉清醒的建构意识。 事实提醒我们，人文精神只有与世俗的社会功利需求相对抗，才能得到彰显和阐扬。要在这个意义上，强调知识分子对于承担人文精神的责任；也要在这个意义上强调知识分子的生存选择和价值立场。 费振钟：《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寻思录之四》，载《读书》1994年第6期 我想，人文精神的重建，首先是针对这种在思想解放和商品大潮中的困惑，以求重新获得信念的支持和角色的重新定位。在这中间，有许多问题是值得我们重新思索的，比如说，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精英思想（依存于“四民之首”的传统社会）是否本身就与现代社会有着某种潜在的对立。“启蒙”的活动方式被迫解构后，他们能否接受新的言说方式，比如对话的方式，独语的方式，等等。 今天我们强调重建人文精神，不仅是对抗商业社会的平庸与粗鄙，同时亦是一种超越体制的努力，起码在精神上，我们应站在民间社会的视角，重新反思清理我们的思想和传统。不然的话，因为对商业社会的恐惧、更因为我们与这个体制的依附关系，“人文精神”的倡导反而可能激活某种激进主义的情感情绪或者干脆转向一个保守主义的道德立场。 蔡翔：《道统、学统与政统——人文精神寻思录之三》，载《读书》1994年第5期 人文精神在今天的“可能性”，不仅仅是学理上的“可能性”，更主要是指“实践”的“可能性”。我这里指的实践性主要是指话语操作上的，与《读书》第三期王晓明他们所说的“个人的实践性”还不完全一样。比如魏晋玄学对儒学的反动，明代个人性情对世俗生活的解放，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用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抨击传统文化，都有很强的操作性。今天谈重建人文精神，我们应该操持一套怎样的话语，话语标准和对象又应该是什么，……这些都是很具体的实践问题，困难之处也就在这儿。 费振钟：《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寻思录之四》，载《读书》1994年第6期 今天谈人文精神的建立，不大可能再会是一个普遍性原则，不可能成为人人信服的宗教，也不大可能成为社会新的经世致用的哲学与价值体系。 王干：《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寻思录之四》，载《读书》1994年第6期 五、关于“人文精神”重建问题 王：90年代以来，随着大规模的经济变革，带来了中国文化的一种新的重建可能性。不可否认，从文化重建的核心上人文价值领域来看，现在存在很多人文价值／精神失落的现象，人们现在似乎很少谈论价值、理性，而完全沉浸到一种享乐主义的氛围中，关心现实利益甚于关心历史和未来。在这种情况下，当今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应当说是一个当代性的文化价值／精神重建任务。那么，我们究竟怎样来看待这一重建工作的方向呢？这种重建工作同当代中国人最现实的生存处境之间到底具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总起来就归结到人文导向问题上了。 李：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得分几层来讨论，第一，现在，西方是讲后现代，中国好像也有点“后现代”的味道。比如不要管什么价值、意义、本质，反对“本质主义”，管它什么意义不意义，现在活得好就是了；最真实的实在就是当下、即刻的感受或享受，管它历史、价值干什么？那些都是没有什么关系的；等等。记得好像是Richard Rorty说过，取消哲学，最真实的哲学就是私人的情书，那才是最个体化的真实。这种所谓后现代观念，在现在的中国，有从客观上瓦解、解构正统意识形态的作用，这在上面已经讲过了。在西方没有这一问题，但西方也有“解构以后怎样办？”的问题。西方存在暴力、吸毒等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们似乎越来越感到这样下去不行。中国还没有到那一步，但是应该看到这点。我们一方面要正视大众文化在当前的积极性、正面性的功能，充分肯定它；另方面还是要想想人为什么活着等等有关意义、价值之类的问题，虽然并不要求每个人都这样做——你讲没有意义，而我认为对这个问题还可以想一想，你不能说我没有这个权利、说我一定就不对；强加于所有的人以一个“没有意义”，那也不行吧？！ 第二，也是我过去讲过的：要展望后现代的前景来处理现代问题。中国是正在进入现代化，西方是走出现代化，这里面有许多很具体的矛盾冲突，包括我刚才讲的问题：应该讨论它们在中国有什么意义？它在世界又是什么意义？以后怎么办？ 第三，关于所谓“文化价值重建”。我的看法是，中国传统中，从古代一直到毛泽东，始终有一个中国式的“政教合一”的问题。这个问题至今似乎没有得到深入研究。简单说来，这种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即宗教、伦理、政治三合一，表现为一种泛道德主义。从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到毛泽东的“学习雷锋运动”和“文化大革命”，都是如此。当年红卫兵就是非常纯洁地、高尚地、禁欲主义地进行大破坏的，其目标是一个道德主义的“新人新世界”。其实洪秀全也讲这个。“学习雷锋”就不仅是政治运动，它不也正是一种追求道德完善的运动吗？这种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影响很大，应该解构，即把道德同政治分开来；解构之后再重建。不解构，不先把这些问题搞清楚，政治和道德永远纠缠在一起，会培养各种政治上的野心家和道德上的伪君子（林彪和某些左派不就是这样的吗？），阻碍现代民主和真正道德的建立。而解构并且搞清楚了以后，从而能够各得其所——既要民主的政治，又要个人的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