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结合延安和中国革命文艺的实际，制定了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我国革命文艺奠定了基本理论和美学原则，不仅是文艺观、文化观的教科书，而且是人生观、方法论和建党学说的重要论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科学的系统的多方面的大发展。 那时，我在延安党中央《解放日报》作文艺编辑，曾经参予经办文艺座谈会的宣传和《讲话》的发表，亲见亲历毛主席理论联系实际的严谨学风，极高的责任心，深入和反复的进行调查研究与事必躬亲讲求实效，处处和时时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榜样。多年来在我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地回味和琢磨，毛主席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让我受益无穷。 现在，我用衰老得变形的手，笨拙地写些当年的情景，敬供有兴趣的同志参考，并与不同的说法进行商榷。 为什么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 以前，对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众说纷纭，就我所知自1991年《新文学史料》第2期所载唐天然同志的《有关延安文艺运动的“党务广播”稿》一文，提出1943年4月22日“党务广播”的《关于延安对文化人工作的经验介绍》中说的召开原因以后，没见不同说法。 这份由新华总社播出的《党务广播》，当时经过《解放日报》编委、副刊部主任艾思奇的手，他拿着稿件在办公室说过此事，但是，现在我使劲想也不能肯定这份稿件是他还是胡乔木同志执笔的了。 这份广播说：“在延安集中了一大批文化人，脱离工作，脱离实际。加以国内政治环境的沉闷，物质条件困难的增长，某些文化人对革命认识的模糊观点，内奸破坏分子的暗中作祟，于是延安文化人中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上，或者脱离政治。”“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还是‘杂文时代’（即主张用鲁迅对敌人的杂文来讽刺革命）一类口号也出来了。代表这些偏向的作品在文艺刊物甚至党报上都盛极一时。”于是“中央特召开文艺座谈会”，“上述的这些问题都在毛主席的结论中得到了解决。” 我曾经在《延安文艺作品精编》（浙江文艺出版社版）的序言里，引用过这段话，引用时省略了“内奸破坏分子的暗中作祟”，因为要引用就需要作些说明。这句话指的是中央研究院1942年5-6月批判王实味，结论说他是一个托洛茨基反革命分子。1943年康生批示逮捕，并于1947年同意处决。到1991年经过公安部复查，作出了《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给予平反昭雪”。 这份广播说的文艺问题是有根据的。应该说，“代表这些偏向的”公开发表的作品虽有一些，但有些问题却是毛泽东征求文艺家意见时听来的，或请人“代为搜集反面意见”时搜集来的。 应当说，这“许多严重问题”，还包括当时青委一些同志办的《轻骑队》等墙报，中央研究院整风初期发生的“争论”等等问题。毛主席在二月份作的整风报告里刚刚提出来“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这个问题，还没有进行“节制”和“改造”，三月份这些小资产阶级思潮却集中的强劲的从多方面表现出来了。 研究问题，不能够离开当时的社会背景，必须把问题提到当时当地的历史范围内。1942年春，正是毛主席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里说的“接近着胜利，但又有极端的困难，也就是所谓‘黎明前的黑暗’的情况。” “黎明前的黑暗”时期的“极端的困难”是怎样的呢？1941年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反动军在皖南阴谋“围剿”北上抗日的新四军军部、华中局领导机关和华中局党校，军长被俘，政委遇难，政治部主任等牺牲，七千干部和战士被杀被捕。国民党反动当局还以“曲线救国论”，密令大批将军率部投敌，配合日伪军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并准备第三次反共高潮——七月份进攻陕甘宁边区。日本侵略军准备十一月发动太平洋战争，集中日、伪军“扫荡”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妄图消灭中国解放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使解放区缩小，人口和军队都减员约半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军民缺衣少食，边区银行最穷的时候，只有边币五元。 为克服和战胜困难，一方面精兵简政，厉行节约、发展生产；一方面进行整风学习运动，克服党内王明路线的残余问题，向全党进行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为抗日战争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在思想和组织上打基础。二月一日和二月八日毛主席分别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康生分别在二月份和三月份向更多的干部作传达报告，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学习讨论。出乎意外的，自2月份起，就发表了王实味的《政治家 艺术家》（《谷雨》杂志第一期），在《解放日报》陆续发表丁玲的《三八节有感》（3月9日）、王实味的《野百合花》（3月13日和23日）、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3月11日）、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3月12日）、肖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4月8日）等杂文，与一些不健康的创作。 马瘦毛长，人穷志大，当时报刊和墙报上发表的作品，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议论纷纷，造成思想混乱，直接间接的阻挡着干扰着整风学习的进行。《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与《论同志的“爱”与“耐”》又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利用，印刷散发，攻击解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