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华同志的《民粹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一文（《文艺争鸣》1996年第4期）把民粹主义这样一种政治与文化思潮经“东方化”以来在中国的百年历程描述为“从文化信念到文学精神，从信仰到策略”，为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视角，为当前文化批评中有关“大众文化”、“世俗关怀”等问题的讨论增强了学理性与历史感。这一课题关涉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革命中的使命、作用与自身命运问题。笔者对此虽不无关心，但一向缺乏研究，浅涉管窥，发现里面自有风光，愿就教于学界同仁。 孟文指出，民粹主义“这一概念在历史叙事中被废置，源于它经过‘东方化’之后，再发现了各种可以置换、易于接受的本土话语。如平民、大众、人民、群众等等。而这些概念恰恰又构成了本世纪历史叙事的主能指，并且从历史精神转化为文学精神”。我理解所谓“废置”是指近代史教材对我国民粹主义几乎不置一笔，所谓“置换”即指“平民、大众、人民、群众等等”这些共同的能指（经“东方化”后）被不同的所指充填，如启蒙主义、平民文学以及作为精英主义对立物的“大众文化”、作为宗教神学对立的“世俗化”等等。不可否认，由于这样的置换，更增加了这一外来概念的模糊性，使之成为一堆失去所指的能指，也正如孟文所说：“这一话语背后隐含的真实内容却并不‘纯粹’。……因此，梳理并检索这一思想潮流转化演变的过程，揭示其隐含的真实内容，是极其必要的。”然而，这一工作在严格的学理意义上必须从其源头的追问起始，即作一番哪怕是最粗略的所谓“正本究源”的考察。 一 作为启蒙主义对立物的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源于俄国还是源于法国，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回答，决定于怎样看待它与启蒙主义的关系。史学界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可以肯定的是，民粹主义的始作俑者是卢梭，不是俄国那批‘要做鞋匠’的青年军官和平民知识分子”[①]。这一结论立足于把法国启蒙主义作为俄国民粹主义的思想源泉，这是大可讨论的。 民粹主义或“民粹派（民粹主义Narodnik）”源于俄语“нароцнничество”。英语Populism出自美国19世纪末的平民党运动（Populist Movement），因性质相近也可译为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不具法国启蒙主义那样丰厚的人文学科与文学艺术的文化资源而渊远流长。在组织上民粹派始创于1876年，开创者为特卡切夫、克鲁包特金、赫尔岑等，名为“土地与自由社”，该组织成立第三年后便分裂为“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前者于1881年暗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遂被镇压，后者在农民中坚持较长时间的活动。从对人民的态度与策略来看，民粹派与启蒙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认为必须向人民学习，而不是向人民说教，他们有组织地在农村开展医疗、技术和教育普及活动；后者则相反，主张把知识传播到人民中去，改变他们的愚昧与落后状态，以启迪愚蒙为宗旨。民粹派有恐怖手段之主张与行动，而启蒙主义仅限于思想运动，为资产阶级革命作舆论准备。两者更为实质的区别在于各自的社会理想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方向和路线。列宁1897年的《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一文所归结民粹派世界观的三个主要特点中，区别于启蒙主义的，也是其最主要和根本之点在于：它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倒退和反动的，因此明确反对在俄国实现资本主义，把小生产“理想化”，主张巩固农村“村社”。列宁写道：“启蒙者是热烈地相信当前的社会发展的，而民粹派却不相信它，启蒙者满怀历史的乐观主义和蓬蓬勃勃的精神，而民粹派则悲观失望和垂头丧气……，主张落后是俄国的幸福的理论等等。”[②]两者的这一根本世界观与政治方向上的差别超过了它们同情人民之“民主精神”共同点。所以俄国上一世纪早期进步贵族青年从法国接受的“革命精神的洗礼”和“高尚的道德理想”是启蒙主义而不是民粹主义，这一思想影响化为他们为解放农奴，推翻沙皇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纲领与30年代十二月党人的行动指南。十二月党人起义被镇压而告失败以后，知识分子分裂为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与改良的自由主义，但共同的启蒙主义思想倾向没有改变，民粹主义是到后期分化出现的一股潮流。作为法国启蒙主义主要思想家卢梭理论的核心是“不平等起源”和“社会契约”，代表着法国新兴“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利益与封建贵族对抗，其转为与“精英主义”对峙“平民主义”的历史意义即在于此，与我们今天对这一话语的理解有所不同，并且他的“回到自然”并不是民粹主义所理想的农民“村社”，而是抵抗异化的策略。所以恩格斯指出：“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③]故尔从民粹主义与启蒙主义的对立，其非资本主义倾向来看，认为民粹主义源于法国，卢梭为始作甬者的论点断难成立。 历史实际运动的情况是复杂的，特别是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直接的政治要求对文化与文学的影响。在政治上它从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与启蒙主义划下一道深深的鸿沟，但在解放农奴反对沙皇专制政权这一点上与之又有所谋合，而在反资本主义倾向上又被作为一种社会主义，但其代表小生产与小资产阶级社会理想与政治要求这一阶级属性却又与无产阶级世界观对立。正是从这一复杂性出发，列宁论及“属于1861—1904”那个时代的，反映那一时期俄国革命的所有复杂矛盾的托尔斯泰时，一方面从其对资本主义的抵制与批评同民粹主义类比；另一方面又指出托尔斯泰的批评给了包括民粹主义在内的“自由派”的“谎言以迎头痛击”[④]。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民粹主义影响的复杂性还可以从赫尔岑身上见出，他是民粹主义的创始人，但又经历了向革命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转变。从19世纪俄国文学艺术总体上看，其思想影响主要是启蒙主义的，具体化为革命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在这个主流之中又不排除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支流对如十二月党人，到普希金、托尔斯泰等这样一些大文豪的思想影响。所以我们既不能忽略民粹主义与启蒙主义的原则区别，但又不能将之看得过于绝对。 二 关于民粹主义的“东方化”问题 如果否定民粹主义的法国源头说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民粹主义在中国的思想影响，也就是民粹主义的“东方化”的来源也只能是俄国。然而以上对俄国的民粹主义通过其与启蒙主义的区别加以界定如果能成立的话，那么要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把它作为独立于启蒙主义之外的思潮，搜索出一条在时间上有起始、转折发展，人物上有代表，思想理论上有系统的、清晰的民粹主义东来行迹恐怕是不可能的。然而把它置于启蒙主义之中作为一种伴随的支流，又很容易被与其不同性质东来脉络清晰的启蒙主义吞并，消融。 鉴于这种困难，如果把以上对民粹主义的已经是很简单的界说再行简化以便作为一种“探测仪”来考察的话，是否可以认为其代表着一种从农民的立场、愿望、要求出发反对资本主义的主张与思想倾向，那么我们即便找不到民粹主义东来的清晰的步印，或许可以认为本国适宜的土壤也会生长出这种思潮，正如美国的人民党运动。因为民粹主义是知识分子的思潮与运动，当然是体现了知识分子对农民的同情或作为农民政治上的代言人，也是否可以认为从知识分子本身，即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愿望和要求出发对资本主义的反对，而在这样一场运动中，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并提出“到民众中去”以动员民众的问题。作为民粹主义典范的俄国，19世纪末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远远落后于欧洲，但比起中国仍然是先进得不知多少，所以它对中国仍然是列强之一。当时的中国根本谈不上资本主义，而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外来侵略，抵制“西化”与俄国民粹主义反对“欧洲化”有一定共同之处。民粹主义的范本或源头之所以在俄国，不是在欧洲，更不是在东方或中国，这是由于俄国当时的历史境况所决定的。19世纪后期，俄国资本主义既有一定的发展与繁荣，但其封建专制主义势力相当顽固，1861年农奴制废除后，农奴在人身上得到了一定的解放，在政治与经济上仍然受着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双重压迫与剥削。而正是这一特点，又使俄国较之其他欧洲国家接近中国，思想影响也较显著。列宁在文章《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中认为孙中山同俄国的民粹主义者“十分相似，以致基本思想和许多说法都完全相同”，并认为中国民粹主义者的“这种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正是后面这两种政治思想倾向使民粹主义这个概念具有特殊的意义，即与民主主义的含义不同，比民主主义的含义更广泛。”[⑤]如果孙中山被认为因“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与俄国民粹主义“相似”，那么毛泽东的思想中的这种倾向便更为明显、成熟、典型和影响深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