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已经过半，如果试图清理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批评界的思想走向，两股引人注目的潮流不可能不进入我的视野，这便是所谓的“后学话语”和“人文话语”。 在我看来，无论后学还是人文，都是知识分子对变化了的时代作出的应激反映，或者说，都是用自己的话语试图对时代作出定位和对自我作出选择。这就逼出了“知识分子文化立场”的问题。该问题在“后学”与“人文”的分歧中由于显得暧昧，因而引起了我的注意：它们冲突的症结在哪里？ 后学“后”的是什么 严格地说，“后学”这个词并不妥当，为了表意方便，姑且采用。和人文话语一出场便获得大面积认可不同，“后学”的声音更多引起的是质疑与争鸣。但这并不表示我个人也对后学持否弃态度，相反，我认为它已成为人们难以否弃的话语存在。它的积极意义在于，九十年代以来面对文化与社会的变动，后学企图以自己的描述重新把握时代的发展脉搏，为时代宣传。这种做法本无可非议，关键在于这个位定得是否准确，是否符合中国的社情实际。正是在这点上，后学话语出现了明显的偏差。首先，定位超前。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现实发生了不同于八十年代的显著变化，这种变化用后学话语概括即“现代性的终结”。如果说，八十年代以前直溯五四，我们一直是奉守现代性的话，那么九十年代则是用后现代性来取代它了。这种逻辑无非昭明，现代性过时了，中国社会已由现代性的社会正日益向后现代性的社会转化。正如众多批评者一致批评的那样，中国社会非但谈不上这种转化，就连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化尚在艰难之途。但是，“后学”话语又并非空穴来风，有关后现代的各种生活表征随着大众社会和大众文化的崛起而日益明朗，尤其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玩世主义的风习盛行，所谓未得其所学，先得其所似。社会生产力尚未达到的一切，却在消费领域内超前的表现出来。应该说这是一种畸型现象，正需要我们悉加研究。但“后学”正是抓住社会表象的这一面，作出了有关时代本质变化的结论。因此，后学之误，倒并不在于“后”字本身，而是它看到了“后”却盲视了“前”。事实是，前后我们都有，唯独缺的是当中，所谓“前现代、后现代、当中缺的是现代”。 其次，定位偏狭。当后学仅以“后现代”囊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文化实际，偏狭注定发生。中国是个农业大国，手工与机械并作的农耕方式和农业人口的素质现状极大地累及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但这一重要的社会现实遮蔽于城市闪烁的霓虹灯，因此后学的眼睛看到的仅是MTV、卡拉OK、CD、D厅这一类城市消费状况。同样在文化领域，它看到了大众文化一面倒的喧嚣，但它却略过了知识分子在边缘化过程中的人文抗争，似乎也忽略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我们看到，人文思潮的涌现，已经溢出了后学对当下文化状况的概括，而人文话语的努力恰恰又表现为部分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坚执，因此，面对这样一种多元杂陈的文化形势——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大众社会的后现代话语、知识分子文化的话语，后学又如何能着一“后”字而尽得风流？直言之，无论对社会状况还是文化状况的阐释，“后学”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因其没有守住必要的边界，而是一意放大，故而最终导致了片面性。 在“后学”话语中，最重要的两根台柱是后现代与后殖民，其他皆为其衍生。后现代与后殖民的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整个社会完成由生产时代向消费时代的转型，二是跨国资本的运作。在冷战结束后的全球语境范围内，后现代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而言，后殖民则主要指发展中国家。后现代所以能介入于第三世界国家，除去其传播媒介空前发达外，主要就是通过资本的跨国作用。后现代社会的主体内容消费与享乐，既然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已不需要全社会把人的巨大的生命力注入生产领域，那么随着各种服务业的兴起，消费便自然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内容。与这种状况相适应的是文化领域内大众文化的流行。大众文化又叫大众消费的文化，它的存在，用一位西方学人的话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儿高兴”。可见消费的生活和娱乐的文化二合一就是后现代。那么从哪一个角度可以说我们的时代进入了后现代？着眼于生活整体水平和生产力领域，我们与后现代的间距恐怕还隔着一个时代。但一旦面临生活和文化方面，后现代又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身边。这种错置，应该追索于传媒的作用和跨国资本的作用了，而这两种作用的有效解释又是一种“后殖民”。作为与军事殖民不同的侵略方式，后殖民乃是依凭强大的经济力量，抓住发展中国家对于资本的迫切需要，在输出资本的同时，使自己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娱乐方式、文化方式伴其资本一道输出。 从上可见，由于后殖民的作用，后现代缺乏本土现实的原发性，起初它更多是作为一种“倒悬”现象而出现。复杂在于，也正是借助后殖民的力量，后现代正在日益获得自己的社会基础。跨国资本的入侵，有效地改组了国内的经济成份，合资独资之类企业公司的不断涌现，形成了一大批率领城市新潮流的管理白领阶层。市场经济的发展，也终结了所有制过去的僵硬的板块格局，一个生气勃勃的市民社会在迅速成形。这一切又不断地为后现代在中国的扩张提供现实性的土壤。因此我们尽管可以批评“后学”话语，但也不能指责其为“狼来了”的空对空。 既后又不后，那么我们如何准确地表述我们这个时代？换言之，后学“后”的是什么？对于我们复杂的社会状况和文化状况而言，仅仅一个后现代或后殖民又是否能够了断？ 这里，率先是一个如何看待“后”的问题，也是一个有关“后”的“认识论承诺”的问题。“后学”后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不先弄清楚这个“后”的含义是什么。在后学语境中，“后”不仅仅是表示时间方位的词，它已被额外地输入了某种价值含义，即“反”和“超越”的含义。通常的理解，后什么即反什么，如后结构就是反结构，后现代即反现代，因此中国式的后学有“解构”和“终结现代性”之说。但这只是对“后”的一面之解。另一面，我觉得不妨把它视之为一种方式的延续。后学一贯反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但在这前与后的二元构成中，却不幸自陷其中。如果说后现代与现代之间的区别确是很明显的话，固不妨以“反”示其区别，但在这“反”的另一面，难道就没有一种更为内在更为隐蔽的承继关系吗？王蒙曾以自身经历插科打诨这前后关系说“前部长其实就是后部长”，尽管部长的职位给反掉了，但部长身份的待遇和声誉不是被承袭下来了吗。正如美国学者阿拉克言：“‘后现代’同‘现代’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断裂还是一种继续，这个问题依旧未获得全部解决”。其实只要不固执于二元对立的观点，在认识论上看到了“后”的另一面，那么这两者之间乃是既断裂又继续的关系即“反承”关系。此关系如用一汉语文言表示可能更准确：“逆”，既反且顺，二意俱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