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研究方法论”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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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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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2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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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10月10日至13日,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文学评论》编辑部、厦门大学中文系联合举办了“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研究方法论”全国学术研讨会,50多名来自全国各科研单位、高校和社科杂志社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汇聚厦门,进行了深入的理论交流。

      对“新理性精神”的认识

      新理性的探讨,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90年代深入到哲学、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在文学理论界如“人文精神”讨论、“现代性”问题争论、“后现代”研究,都可归属于这股思潮。

      钱中文(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新理性精神”的倡导,在这次研讨会上,他再次重申倡导新理性精神的现实意义,对新理性精神的性质、指向和内涵做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说,新理性精神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实践理性,有三项基本内涵:现代性、人文精神、交往对话。现代性就是科学、进步的理性精神和启蒙精神,是一种独立自主精神与进取精神。人文精神即在大视野的历史唯物主义、人道主义的观照下,以批判的精神对抗人的生存的平庸和精神的堕落,是对人的生存和命运的关怀。交往对话是对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概括,是一种宽容、对话、综合、创新,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一定的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钱先生强调,新理性精神是思考人的生存状态、现实状态与文化、文学艺术状态的观点与立足点,它的提出绝非朝三暮四的应景时尚,而是较长时间思考的结果。

      新理性精神是在怎样的现实语境下提出来的?童庆炳(北京师大中文系)进一步强调了新理性精神倡导的现实意义。他说,面对物欲、暴力和本能泛滥的文化、文学现状,人文知识分子应当寻求并确立一种属于自己的评判现实的眼光,守护精神家园。新理性精神,为人们评判现实提供了一种新视野。作为人类深层文化的文学艺术,应体现出社会批判精神和人文关怀,将文学的审美内涵与文化内涵结合起来,建构一种既能揭示中国文学艺术经验的特殊性,又能与世界对话的“文化诗学”范式。马大康(温州师院中文系)认为,新理性精神的提出是对社会价值失衡和人文知识分子精神危机的反思和警示,具有弘扬人文价值、提倡高雅文化的意义。

      新理性“新”在哪里?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如何?王元骧(浙江大学中文系)对理性内涵发展的历史过程作了较为详尽的梳理。他说,以往的理性具有纯知识论和形而上学的特征,重工具理性而轻辩证理性,重社会历史必然性而轻个人主体性。现代非理性思潮的兴起,在反拨旧理性弊端的同时自身又陷入了偏执一端的片面性。因此,消弥以往灵肉分离、感性理性二分的对立,寻求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实践理性和经验原则的和谐统一,就成为新理性精神的当然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理性精神的倡导有着不可低估的学理意义。

      是否应该对新理性下定义?张弘(华东师大中文系)认为,倡导新理性精神,首先应解决在特定历史语境中所形成的“旧理性”与“新理性”、“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问题,对新理性精神应有本体论的回答,而不仅只是价值论的倡导。徐岱(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系)认为,在传统理性终结后倡导“新理性”,就是要为思想寻求出路,促使人们思考如下问题:如何在“反本质主义”后,建立对“同一性”的探讨?如何在解构后打捞“意义”?如何评价审美乌托邦世界?如何超越“和谐美学”、“生命诗学”?怎样理解人的解放与感官的解放之间的关系?等等。新理性应是开放的,是一种精神而非一套规范,拘泥于“定义”本身,已不是新理性。许明(《社会科学报》)在讨论中强调,新理性的新,就是直面当下和中国立场。凸显实践性,应是新理性精神的基本品格。新理性精神的倡导,不应仅是清淡式的“坐而论道”,而应是众多具有岗位意识的人文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寻求并确立文化理想的文化实践。南帆(福建社科院)也指出,不应把新理性视为形而上的理论体系,而应将它当作一种介入现实的有效形式。但要求“定义”也是合理的,在此基础上人们才能更加明晰地理解新理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新理性与感性有怎样的关系?这是讨论中的另一焦点问题。童庆炳指出,新理性应当回答“感性”的问题。文学艺术是以感性为基础的,因此新理性中应当包含对感性的“新”评估。夏锦乾(《学术月刊》社)认为,仅从西方理性发展史的角度来估量新理性是不够的,还应顾及到文学发展史的实际,亦即应当考虑人的心态及感性的发展史。徐岱认为,新理性的基础是总结非理性,因而要给“感性”以位置。霍炬(陕西师大中文系)认为,应重估非理性,将其视为重要的思想资源。杨小清(惠州学院)指出,在总结发展新理性时,应当注意中国传统理性这一精神资源。张弘认为,新理性如何包容感性?现象学的方法值得参考,在本质直观中,感性与理性是统一起来的。针对一些学者讨论中对现实社会“物欲横流”现象的指责,有论者表达了不同的看法。黄保真(海南师院国学所)认为,中国历史上魏晋和明末的“物欲横流”现象,其历史进程中的积极意义是不可忽视的,最充分的大众参与就是最充分的大众提高。对现实中“物欲横流”现象,是否要急着以“新理性”制导?

      对新理性在中国的发展概况和趋势,汤学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说,近年来中国学者在新理性精神的建构方面已经有所积淀,形成了整体建构思路、新意识形态思路、文学文化学思路、文艺生态学思路等几种主要的发展趋向。顾祖钊(安徽大学中文系)认为,新理性精神是一个具有前瞻性和开拓性的概念,类似于“五四”“文学革命”的口号,也许它将成为理论界对21世纪最富于创造性的贡献和思想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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