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它诞生之日起已经走过了一段长长的历程，尤其是在进入“拨乱反正”的80年代以后，它以一系列学术空白的填补、一波又一波创新思潮的冲击以及一大批学术著作和研究新人的涌现，构成了自己的基本学科特色。这个新时期出现的研究新人不仅在本学科范围内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建树，而且他们的思想学术活动也往往波及整个知识界和文化界，成为中国思想界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线。比起80年代的这种壮丽与辉煌，进入90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界一方面固然在扎实稳健地向前探索和推进，但另一方面从总体上却不免显露出某种水波不兴、陈陈相因、思维滞后，方法陈旧的迹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下一步应该怎么走？这一学科的未来前景和格局会是怎样？面对新世纪的种种新问题新挑战它还能焕发出新的活力、作出新的回应吗？带着种种的困惑，也带着殷殷的希冀，9月下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与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在风景秀丽的浙江师大校园联合召开了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生长点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广州、长春、杭州等地20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50多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各抒己见，就社会转型时期关系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兴衰存亡的一些重要问题展开了一场生动活泼而又不定于一尊的讨论。整个会议的论题集中，具有相当的前瞻性与包容性，因而与会者人人都有话可说。讨论的气氛宽松自由而又紧凑活泼，一些来不及在会上发表的代表会后也提交了书面发言稿。谈到这次会议的意义，资深学者孙玉石先生的一番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他说，“这个会议开得非常及时，既充满了诱惑力，也充满了学术魅力。在我看来，这次‘金华会议’很可能将载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史册”。 一、寻找学术生长点，必须从反思学科现状入手 经常反思学科历史与现状，及时清理学科现有格局，是一个学科持续不断地保持自己青春活力的基本前提之一，也是本次会议与会代表共同关心的基本问题。为此，王保生（《文学评论》编辑部）在会议一开始时便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正在走向成熟，一代中年学人对提升学科品位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这一学科仍比较兴旺，稿源极为丰富，但思维方式、研究视角的重复也比较普遍，多数研究者似乎在旧的研究格局里徘徊，难以找到新的突破口。比起80年代研究者对作家作品的新见迭出、锐意创新，90年代以来的研究出现了更大的困境，需要引起我们进一步的深入反思。杨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也强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一个极富潜力与活力的学科，但如何进一步发展？在我看来首先是要做到一个“通”字。“通”也就是融通、畅通、通气。不仅要古今贯通，而且要与其他学科、与当代文学贯通，从而构筑“大现代文学”的概念。其次，对现代文学进行文化学、文献学的整理积累也很重要。现代文学是隔代的，有些材料正处在消失过程中，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收集材料，把有价值的东西保留下来，给编撰完备、客观的通史做准备。 不少与会代表对本学科研究中的史料积累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严家炎（北京大学）建议在正式讨论生长点以前继续开展一些学科的普查工作，也就是搜集五四以来的各种作家作品及相关资料，编纂各式各样的大系、索引和提要，以便为今后的研究打下更结实的基础。如钱理群主编的“沦陷区文学大系”、孙玉石正在搜集编撰的全国重要报纸文艺副刊的目录等，意义都极为重大，而且有些还需要全国各地同行的广泛参与和积极合作。孙玉石（北京大学）也认为现代文学的史料建设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已出版的几套新文学大系，除第一个十年的以外，其他都还缺乏必要的权威性。他自己在进行报纸副刊目录的整理工作当中既常常有一些新发现，也时时遭遇一些具体的困难，进展相当缓慢。因此，他呼吁大家在史料整理方面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 如何冷静估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处的现状？对此，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馆）提出，讨论生长点应该从对研究现状的反思和检讨出发，因为我们学科20年来是个膨胀了的学科，它以与政治的密切联系而在社会上成了一门“显学”，研究者对某一个作家或某一部作品的批判或是褒扬甚至会一时间轰动社会；然而在当今时代里它是日趋边缘化了。温儒敏（北京大学）也承认，与人文学术研究整体性的不景气状况相关，现代文学学科目前正处在一个比较沉闷的时期，也许是因为以前太热烈了，现在反倒沉寂下来，恢复了它的常态，但也许未必是常态。我们研究生长点问题首先就必须正视这样的困境。 二、拓展思路，从不同视角寻找学术生长点 “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生长点”问题是这次会议的一个中心议题，与会代表更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畅所欲言，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与主张。严家炎谈到，不能一提到生长点就立刻认定是要去重新开辟什么前人未曾涉足的新领域、提出闻所未闻的新话题，其实，已有的、即使哪怕是很熟的研究对象，也仍然是有新的问题可供挖掘、新的意义可供揭示的。譬如说鲁迅的后期思想的研究就是一个薄弱环节，事实上鲁迅后期还是有挣扎有彷徨，还是在继续着对庸众和国民性的批判，对于苏联、对于革命等问题也仍然在用独立的眼光进行不断的观察、分析与解剖，而且在不同的年份里有着不同的感受。对此，钱理群（北京大学）深表赞同，他认为，在那些支撑现代文学大厦的重要作家作品上还有许多“生长点”有待我们去开发。他也举鲁迅为例，指出现在的问题恐怕不是研究得过深过广已经无话可说，而是研究得很不够，还有许多问题亟待探讨。世纪之交在报刊上、网络上以及出版界出现了一个“鲁迅热”，这一事实本身已经构成了重要的当代文化现象，值得人们去认真探讨。其他方面如鲁迅的后期杂文和小说、鲁迅与左翼知识分子的关系、鲁迅与现代报刊的关系、以及在论争中涉及的关于“宽容”、关于“复仇”、关于“爱”与“憎”等等，都可以结合新的时代语境运用新的理论视野和新的角度对其重新作出理解和阐释。王嘉良（浙江师范大学）也认为，从以往的研究现状看，从“老话题”中寻找生长点不唯可能，而且非常必要。新时期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引进新观念、新思维、新方法，构成对陈旧研究模式的冲击，不断提出新鲜话题，的确令人耳目一新。但今天回过头去看，许多话题仅仅只是“提出”，并没有充分展开，更谈不上深入论证。例如，对学术名著、文学史的重评、重写的问题，便是当时人们普遍感兴趣的话题，因为它同样关乎现代文学大厦的建构或重构；但对这一话题，似乎也是“提出”重于论证，尤其缺少学理性论证，倒是排名次、定座位、问卷调查等媒体炒作热闹过一阵子，如此这般得出的“定评”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对于像这样严肃的学术问题，学界应该做出学理性回应，以“穷其究竟”的姿态求得文学史上重大问题的基本共识。有意义的“老话题”是不怕重复做的，也许正是从这里可以发现新的学术空间。赵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则强调指出，年轻一代应该有勇气对以前一些我们做过的题目进行重做，并对以前那些人们以为不言自明的概念、范畴和理论预设进行更深层次的重新清理。如果我们没有造就出具备这份勇气与能力的人才，那么，“生长点”确实是个问题。
